張明福
京杭運河德州段現有三條減水河，即四女寺減水河、岔河、哨馬營減水河，其中岔河為20世紀70年代初所開挖，屬于新中國成立后的水工項目，不屬于歷史上的減水河。
我們在此所說的兩條減水河，僅指明清時期開挖的哨馬營減水河與四女寺減水河。
南北支河的創建時間有爭議
按照所處地理位置，人們習慣上稱哨馬營減水河為“北支河”，稱四女寺減水河為“南支河”。
在兩條減水河最初的開挖時間上人們歷來是有爭議的，主要是《明史》與德州地方志之間的記載不一致。
《明史·宋禮傳》講哨馬營減水河的修建時說：“明永樂十年（1412年），以御史許堪言衛河水患，命（宋）禮往經畫。（宋）禮請自魏家灣開支河二，泄水入土河。復自德州西北開支河一，泄水入舊黃河，使至海豐大沽河入海。帝命俟秋成后為之。”
而乾隆《德州志》與民國《德縣志》則記載為：“明永樂九年（1411年），治河尚書宋禮奏德州西南、御河東岸五里有溝渠五里，有古路二里系平地，可穿一小渠以泄御河之水。西筑滾水壩，水小留以濟運，水大過壩入老黃河以分其勢，故名支河。自此，遂為運河之支津，長約二十里”。
顯然，《明史》與德州志書在兩條減水河誰先創立的時間上形成完全對立。
值得注意的是，《恩縣志》的記載與德其他志書也不一致。如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恩縣志》卷二《橋梁》中說：“減水閘在四女樹衛河岸。嘉靖十五年（1536年）知縣杜永昌奉工部郎中楊旦奏請創置，遇河漲以便泄水。被沙淤塞，例與景州、吳橋、故城協修”。此處明確指出四女寺減水河的創建時間為嘉靖十五年（1536年）。
遵循歷史研究的慣例，在地方志與正史相違背的情況下一般應以正史記載為準，所以應認定北支河創修時間早于南支河。
南北支河的功能未能相得益彰
運河德州段的兩條支河，均是在運河右岸開挖新渠，使漲水通過新渠流進城東的老黃河故道（今漳衛新河），然后東流入海。可以說兩條支河的目的與流經途徑完全一致，只是選擇的支河起點不同而已。
運河德州段的首條減水河為什么選在哨馬營？原因是故城縣的鄭口（今故城縣城）與恩縣四女寺兩地的高程基本一致，均為28米左右。這就造成該段河道沒有落差，河水極易漫過河堤造成決口。當河水北溢，就會沿著“慶歷北流”的沙河故道繞過故城縣城后繼續向東北方向流去，造成德州城西大片土地，包括故城東北部與景縣東南部往往成為沼澤，故在哨馬營處開支河一道將溢進運河的水通過北支河，導入老黃河故道（即今漳衛新河）使其入海。在哨馬營減水閘修建使用百余年后，再有創修四女寺減水河之役。
清雍正年間，為解決山東與北直隸各縣的水利糾紛，直隸總督李衛經皇帝批準，開始在運河左岸大力修建堤壩，鄭口至四女寺運河北岸的決口也由此得到有效控制，但夏津白馬湖至武城甲馬營之間的沙河決口次數日益頻繁，大水淹沒德州城的幾率大幅度上升。這樣一來，四女寺減水河與哨馬營減水河雖然形成兩條支河并存的態勢，但未收到1+1=2的減水效果，哨馬營減水河基本處于閑置狀態。這是因為四女寺減水河在及時疏浚的情況下，上游來的洪水經四女寺減水河分流后，進入南運河的水量不再對下游的德州城市與村莊構成威脅，但四女寺減水河不能及時疏浚甚至出現淤塞時，洪水就會在四女寺以下直到哨馬營一帶決溢。所以，如何保證四女寺減水河具有足夠的排水能力，就成為問題的關鍵。但是，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對此認識不到位，以至于在哨馬營減水河的重修、疏浚上浪費了大量人財物力。早在清中期，德州封氏家族的恩貢生封其沄就發出過“深挖南支河、廢除北支河”的呼吁，民國初期正式廢除北支河。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黨和政府十分重視南支河的治理工作。上世紀五十年代多次整治該河。為抗御1963年洪水，在1971-1976年漳衛河中下游擴大治理時，水利部門從四女寺至吳橋縣大王鋪（基本沿金鉤盤河的故道）新開排洪河道岔河，全長43.5公里。同時，將四女寺減河擴挖、筑堤。此次治理后，南運河德州段的決堤問題得到根治。
統領南北支河的管理機構設在邊臨鎮
由于南北支河不屬于漕運通道，只是面對汛期洪水而發揮泄洪作用，所以并不像京杭運河那樣常年有水，故支河河灘土地常被沿岸百姓開荒種糧，嚴重影響汛期泄洪。
為了運河漕運能夠如期進行，也為了德州城市與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清代統治者十分重視南北支河的治理，為此設立專門機構，負責阻止百姓在河道內開荒種田，阻止百姓在堤壩上取土蓋房，從而保障兩條減水河的排水順暢。
李元度《清朝先正事略·名臣劉統勛》中說：乾隆二十七年夏，直隸景州大水，命（劉統勛）查勘臨清州以下運河。劉統勛上疏說：“自臨清迤北惟借四女寺、哨馬營兩壩宣泄，但兩壩支河俱會老黃河故道入海，袤延三百余里。居民于淤灘種植，河身易致淤塞。請將德州州判移駐兩支河交匯之邊陵鎮（今邊臨鎮），專司河捕。從之”。
這與民國《山東通志》“（邊臨鎮）清屬德州，有州判駐此。民國置縣佐”的記載相一致。因此，駐扎在邊臨鎮的州判署與坐落大西門倉樓前專管河務的“管河州同”署一樣，成為清代德州的又一處管河衙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