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密切聯系群眾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大興調查研究之風。

——習近平在中央和國家機關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講話（2019年7月9日）

“上之為政，得下之情則治，不得下之情則亂”，語出《墨子·尚同》，意思是為政者要充分掌握下情民意，方有可能把社會治理好，否則容易引發混亂。而要了解下情，必須踏踏實實沉下身子到民間。

明代有位官員叫周忱，喜歡“入田野間，與村夫野老相語，問疾苦”。某晚，周忱路過一個村莊，見樹下有村民乘涼，就主動上前攀談。直到下屬找來，村民才知面前的人竟是江南巡撫。就這樣，“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得盡也”，周忱通過跟百姓面對面交談，知道了當地很多實情。

之后，周忱創立“平米法”、減免官田租糧，百姓負擔減輕了，稅賦拖欠問題也得到解決。他堅持問計于民，許多改革之策都從調研中得來。時人評價：“周文襄每有興革，必與官吏士民反復議始行。如細布一法，召東門黃婆入行臺計之，往往留語至夜分。”

“得下之情”不僅可以知“稼穡之艱難”“紡績之辛苦”，還能作為科學決策的重要依據。歷史上，商鞅“強國知十三數”、唐朝兩稅法等，都是深入調查后提出的治國之策。

南宋官員王之望是中國古代進行大規模民意調查并以此為依據修訂國家稅賦政策的第一人。當時，針對田賦不均、賦稅混亂等情況，南宋政府決定清丈土地、整頓賦稅，推出了“經界法”，但民間對此分歧很大。王之望意識到，“以事體至重，眾口不同，利害可疑，不敢以偏辭斷”。于是，他開始全面摸底。

王之望讓屬下挨家挨戶走訪，看看支持舊稅法的有多少、支持新稅法的又有多少，再匯總分析。此番摸底，總共涉及9個州、30多個縣、33萬余戶，工程量浩大。

根據調研結果，王之望修訂稅改方案，向朝廷遞交了《論潼川路措置經界奏議》。在奏章中，他強調了各州百姓對“經界法”的不同意見：“昌榮資州懷安軍四州之民愿者為多，潼川遂寧普州富順監之民愿者為少。”這份實打實的奏章，給朝廷政策的完善提供了可靠依據。

注重體察民情，提倡調查研究，是中國傳統政治文化的重要內容。西周時，有采詩官赴各地“觀風俗，知得失”，有人說《詩經》就是一份古代調查報告；《管子·問》提出數十個要“問”的題目，被認為是“最古老、最全面的社會調查提綱”；歷朝歷代都建立了各類巡視制度，起著下情上達的作用。

跟古代相比，現在的交通通訊手段越來越發達，獲取信息的渠道越來越多，但技術的便捷也帶來一些問題。比如，一些干部寧可坐辦公室看各種數據、在網上扒材料攢調研報告，也不肯去基層沾兩腿泥、站田間跟百姓嘮嘮嗑，這種“紙面”調研根本得不到真實的下情，在此基礎上制定政策，豈能不南轅北轍？

西漢劉向在《說苑·政理》中說：“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領導干部要掌握實情，必須展開親力親為的調查研究，自己去一線看、聽、問、思，這是工作方法，也是干事作風。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北京日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