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歲入伍，父親便闊別故土，倥傯天涯，多地輾轉，卻不改征程戀戀。一家人也跟著他，忽而南至深圳，忽而北遷京城，不斷大騰挪。每次搬家，都要苦著母親對家用進行取舍。哪雙鞋子可丟，哪把凳子應留，哪套盤碟送人，決定權都在母親手里。只有一樣東西是例外。那是父親保存的一麻袋家書，無論走到哪里，父親都帶著它。它帶給父親的慰藉與日俱增。　　
　　“一行書信千行淚，寒到君邊衣到無？”父親的數百封家書，安靜地，溫暖地，躺在家中某一個角落。它們褶皺，斑駁，浸漬，堆放，娓娓訴說血肉深情與家族基因密碼。這些文物般的家書，皆為三方通信：父親寫給祖父母和祖父、祖母分別寫給父親的信。祖父是村里文化人，寫得一手好字，好到縣里讓他去寫身份證——中國第一代身份證是手寫的。當然，祖父還給村里人寫春聯，寫婚聯，這在深藏于丘陵之中的那個村莊里是了不得的。當父親打起背包去軍營時，祖父特地買了十本信紙，在站臺上塞進父親的挎包——那是一個在郵局打程控電話都要排隊的年代。自此，多少年軍旅歲月，祖父母從未去部隊探望過他們的兒子，家庭經濟基礎決定了兩代人之間的交往與交流方式。寫信成為祖父母那一段人生旅途的重大寄托。父親每一個星期給家里寫一封信，這個頻率一直保持到手機出現。十本信紙，寫盡父親青少年時代的悲歡，一頁頁沾滿路遙《平凡的世界》式的濕漉氣息。如今，父親的人生開始踏入念舊懷舊的里程，他是那么喜歡讀那些略顯稚嫩的文字，翻來覆去，不厭其煩。而且似乎他每讀一遍都有新的心得與我交流，或勾起新的曾經以為忘記或放下的往事與我分享。我□王蘭生曾經把父親的信文提升到這樣的高度：它蘊含著“從哪里來，到了哪里，要往哪里去”這樣玄深的人生思考與實踐，也寫盡這一代共和國軍人的艱辛奮斗與光榮夢想。父親聽著，微笑著，不說話。很顯然，父親十分贊同和享受這個“高度”。　　
　　祖父母用的“信紙”，是如此特別——這些紙，有不規則的糊窗戶紙，有香煙盒包裝紙，有會計用的賬本紙，有小孩田字格作業紙，還有那個年代南雜店包食品用的黃草紙……它們被祖父母寫上文字，寄予他們長年漂泊在外的兒子后，享受著傳家寶式的珍藏。手捻這些恍若隔世的信紙，讀著祖父的文字，不禁使我正襟危坐。也許是，祖父的字，橫折豎鉤，點提撇捺，一絲不茍。也許是，信中有太多的教和訓的詞調。雖然時隔二十多年，但透過紙背，至今能嗅覺到嚴厲的語氣，眼前會浮現戴著高度近視鏡的祖父訓話的樣子，言笑不茍，不容置疑。袁凱在《京師得家書》中寫道：“江水三千里，家書十五行。行行無別語，只道早還鄉。”祖父卻在信中反復告誡父親，不要念家，不要回家，不要太早成家，在部隊扎下根來，改變命運，建功軍營。　　
　　不久前，一檔讀信的綜藝節目《見字如面》在一片叫好聲中大量圈粉。這些家書，講述的就是中國故事，抒發的就是中國情感。我讀祖母寫給父親的信，就時常會靜靜地淚流滿面。這種跨代解讀，因為血脈相通而沒有任何困難。有一封信，祖母用的是香煙包裝盒紙，香煙品牌是“大前門”。紙中有一大片污漬，她的筆就躲著這片污漬繞著寫。如今，時間讓這片污漬不斷浸染擴大，已經吞噬大部分文字。隱約中，只見到四個字：我兒勿念。我推斷，這文縐縐的四個字，是祖母從祖父那里現學現用的。因為祖母的一生，識字不過百十來個。但祖母敢于提筆，這是一種不可阻擋的力量在支撐她。我合計過，祖母給父親寫每一封信，大約都只有七八十個樸素的字。樸素到封封都要告誡父親“要聽黨的話”，要“相信組織”，“干工作不要怕臟怕累”。所以，我有時候必須哭著讀！“兒行千里母擔憂”，這七八十個樸素的字，字字牽腸掛肚，句句有淚不彈，時時催人奮斗。有時候，遇到不會寫的字，祖母就會用同音或近音字來代替。“虛心”就寫“書心”，“牢記”寫作“勞記”，或者干脆畫一個符號來代替。這些符號，只屬于祖母和父親他們母子倆。他們約定俗成地賦予符號意義，他們毫無障礙地使用和交流。每每讀到一個或者一連串符號，我時而酸楚，時而感嘆，心頭涌上很多復雜的情愫。我最終也不得而知上面的文字。有幾封信，祖母寫在黃草紙上。當年，這類黃草紙是南雜店用來包紅糖的。現在，這些紙已經極度脆弱，它們安靜地蟄在信封里，我都不敢打開它，害怕有一個地方再次決堤。當時，鄉下人家里不會常有漿糊，更沒有現在用的固體膠棒。有時候，祖母寫完信，干脆用飯粒粘住封口。這些飯粒，因為祖母，因為歲月，因為與字和紙的纏綿，在我的視線里變得如此圣潔，甚至有些神秘。　　“憑君莫射南來雁，恐有家書寄遠人。”最懂信的人，莫如游子，莫如杜牧。而之于我，感謝歲月，讓我最終得以理解父親的行為方式，并通過他的思維頻率與情感路徑讀懂世間很多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