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漢代起，人們對這種研磨工具就不再叫研磨器，而改稱硯了。　　漢之前，漢字書寫以朱砂書、漆書、墨書并舉，所用之研磨器，無典籍與系統的考古發掘實物可考。故夏商周秦雖有研磨器可用，然硯制基本延續史前研磨器。尤為重要的是，秦以前的研磨器基本是古人就地取材，選擇自然、適用的石塊為研磨器，沒有在原石基礎上進行加工或刻制紋飾。因此目前只能認定秦以前的硯或研尚處于萌發期，盡管其歷史年代遠遠長于硯的成熟期。　　今就考古發掘，結合典籍記載，可以推論，硯形成于西漢。硯之形成與命名，乃為硯之性質所定。漢末訓詁學家劉熙于《釋名》（卷六）中將硯之性質概括為：“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無論以研石壓研抑或直接以墨條研磨，形式不同，其結果均以“研”之外力推動，使墨“和濡也”。劉熙此話言明研墨之工具與行為，于漢時已成定制。　　硯形成于漢，典籍于史有據。漢代班固在《漢書·薛宣傳》中說：“薛宣為左馮翊，性密靜有思，省吏職，求其便安，下至財用筆硯，皆為設方略，利用之，省費，吏民稱之。”漢代崔寔在《四民月令》中記載：“正月硯凍釋，命童幼入小學篇章。十一月硯凍，幼童讀孝經論語。”從上述典籍可以看到，硯在漢時已為日常所用。硯形成于漢，不僅記硯之典籍于史有據，硯之出土發掘也有大量實證。而且漢人制硯已由過去單純實用及就地取材、隨形而用，步入工藝制造行列。漢人制硯不僅于完全意義上完善了硯制整體功能，還于制作中展現了漢人工藝構思。也就是在使用功能和“下意識”利用美的基礎上，出現了“有意識”制造美的欣賞功能。這是個質的飛躍。　　西漢時，通常意義上的硯，已經完全形成。從硯形上看，有兩種類型。一是餅形硯，即自然扁平形硯開始變為磨制較為規范的圓餅形硯，上附研石。個別硯立面還雕刻有紋飾，有的硯底有字款；二是板研，即以長方形薄石板做底，再配以石研鈕或陶研鈕。東漢時期，餅形硯發展為硯上配圓雕蓋、硯身雕三只附足的硯形。漢三足硯乃為有足硯之發端。　　漢硯為什么是上述介紹的這樣形制？硯的形制與墨的發展是分不開的。西漢時，墨錠尚未出現，墨成顆粒狀或餅狀、丸狀，研墨時將墨丸置于硯中，以研石壓磨碾碎，因而西漢石硯沿襲先秦，多帶有研石。東漢開始出現松塔形墨，直接用手持墨即可研磨，因此研石逐漸退出歷史舞臺。　　漢代的社會倫理還是處于敬天、奉神、事鬼的時代，漢時審美風尚的功利性也就體現在這些承載著禮樂和神秘主義的造型、花紋等器物上了。漆器、陶器等皆仿青銅禮器，俱都三足，因而把硯臺也制成鼎足形制也就不足為奇了。　　漢代官硯的主流風格是“神風、雄風（神秘、雄渾）”，神器在上、在廟，其給人的感受是御人、嚇人。　　要掌握時代風格，首先要了解時代背景。劉漢政治集團的統治以“霸王道雜之（漢宣帝劉詢語）”，即以暴力和權術來進行政治統治，集團成員多出于楚地，其文化風格主要是以楚文化（老莊及巫文化）與中原文化融會而成，所表現的雄渾古拙之中，仍帶有楚文化特有的浪漫氣質和巫的意識。　　漢硯無論是碩大的三足有蓋硯還是扁瘦的石板研，整體造型詳略得當，特別是在立意上，取大勢、略細節，以勢寫實，以靜寓動。其裝飾雕刻紋樣普遍采用“四神樣”、“云雷樣”、“方相氏樣”等紋飾，在雄渾古拙之中，飄逸出神秘與浪漫之氣。規矩與神秘，抽象與寫意，耐人尋味。　　魏晉南北朝，古硯上承兩漢，下啟隋唐。雖時間較短，且歷經戰火，但硯制的定型與發展，在硯史上劃出耀眼的一筆。著名的圓形多足硯是隋唐多足壁雍硯的前世；方形四足硯，開啟了后代方形硯的先河。特別是制瓷業的發展，給硯材提供了新的選擇，大量圓形瓷硯的面世，促進了硯的發展。同時，泥陶硯開始登上歷史的舞臺，其形制與方石硯和圓瓷硯相同。一般硯面弧形上凸如鍋底朝上。此時已開始用墨條直接在硯上研墨，研石遂廢棄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