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古廣川所在地，我市一直把董仲舒作為歷史上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來尊崇——大儒董子與德州
□本報特約撰稿人 夏傳玉
在德州街頭，如果隨便問一下市民“德州歷史最著名的人物是誰”，十有八九會說是董子（董仲舒）。由此可見，董仲舒對德州的影響之大，本地人普遍把他視為同鄉。董仲舒（前179-前104），西漢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提出了“獨尊儒術”“天人感應”和“大統一”等思想，成為繼孔子、孟子之后儒家思想集大成者，影響了中國2000多年。
然而，讓董仲舒生前做夢也不會想到的是，后世竟會為他的出生地而你爭我搶、爭論不休。
<b>“董子故里”之爭
</b> 董仲舒出生于漢元帝元年（前179）華北平原一戶大地主家庭中。歷史記載，他自幼聰明異于常人，“少治春秋”，漢景帝時為“博士”，漢武帝先后任“江都相”“膠西相”等職，著有《春秋繁露》《天人三策》《士不遇賦》等。雖然所任官職不高，但他廉潔勤政、正直做事，他親歷四朝，最終因敢于直言勸諫，獲罪入獄。他一生經歷了西漢王朝的極盛時期，到漢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在陋巷窮居中去逝，享年約75歲，后葬于西安城胭脂坡（又稱“下馬陵”）。
爭名人，似乎已成為當今一種常態；名人不爭，似乎就不太正常。目前，加入爭奪“董子故里”的地方，主要有河北景縣和棗強縣、山東德州市德城區等地。各地為占據有利地位，引經據典，各尋論據。在對外宣傳中，山東省德州市，河北省景縣、棗強縣等地都稱是董仲舒的故里。目前，德州市德城區有“廣川街道辦事處”“廣川大道”“董子園景區”“董子文化街”等；景縣有“廣川鎮”“董仲舒路”“董子文化園”“董子墓”等；棗強縣有“董仲舒藝術碑廊”等，各地都在極力發掘“董仲舒文化”，以圖“文化搭臺經濟唱戲”。
董仲舒出生地，最早記載見于司馬遷《史記》：“董仲舒，廣川人也。 ”司馬遷（約前145－前86）與董仲舒生活在同一時代，并且兩者當時均為名人，相互間有沒有交往，不好說，也無法考證，但彼此間相互了解、知曉，應該是不爭的史實。從這一點出發，司馬遷對董仲舒故里的記載應是清楚、準確的，不會出現差錯。從時間來看，董仲舒提出“天人三策”時，司馬遷12歲，正在夏陽耕讀；董仲舒去逝時，司馬遷42歲，已是太史令；司馬遷《史記》成書于公元前90年，這時董仲舒去逝僅14年。《史記》中“董仲舒，廣川人也”這一記載，在之后的《漢書》《德州志》《德縣志》等書中也都采用。可以說，董仲舒出生于“廣川，史學界是認可的和無爭議的。因此，從理論上講，只要找出哪里是“廣川”，哪里就是董仲舒故里，問題自然迎刃而解。
回到西漢，當時的“廣川”，既有廣川國，也有廣川縣。司馬遷說的是廣川國還廣川縣呢？這就成為史學界、社會界爭論的焦點所在。西漢王朝分封了許多小諸侯國，諸侯國下又有若干縣。筆者認為，《史記》“廣川”這一地域概念，應解釋為諸侯國或諸侯國下屬的縣。就像介紹一個人為“某某省人”，具體了就是“某某省某某縣人”。
確定了“廣川”這個地理概念范疇，還要確定這一概念歷史上有沒有發生變更。由于歷史原因，自西漢以來，地處山東省、河北省交界的德州、衡水、滄州、聊城一帶，行政區劃變化不斷。據筆者不完全統計，從西漢到20世紀末，這一帶較大的區劃調整至少有30次以上，小的調整不計其數。西漢時，廣川國管轄著許多縣，地域遼闊。廣川縣地域也很大，既包括現在德州市平原縣、武城縣、德城區部分地域，也包括河北省棗強縣、景縣、故城縣等地的部分地域。因此，以上幾個地方都可以說是“董仲舒故里”。李鴻章主修的《畿輔通志》中也說，德州、棗強、景州三處郡名皆曰廣川，祠祀董子。
由于歷史記載“不詳”，各地爭奪“故里”自然都有各自的理由、根據。景縣的理由之一是境內現有廣川鎮，就是古廣川縣所在地，并證明董仲舒就誕生在境內大董故莊村。棗強縣的理由之一是建于明朝萬歷36年的董仲舒石像，這座石像座落在境內舊縣村。明代嘉靖《棗強縣志》載：“漢世，棗強廣川，離合廢置，本為一也。 ”據此考證董仲舒誕生之地就在棗強縣舊縣村。德城區的理由之一是史書、志書記載以及“董子讀書臺”等歷史文化遺存，經考證屬西漢廣川縣，主張董仲舒為德城區人。后世的歷史書籍記載也不盡相同。有的記載董仲舒故里是德城區的（《山東通志》等），有的記載為棗強縣的（《辭海》《中國哲學簡編》等），有的記載為景縣的（《中國古代史》等），等等。
總之，董仲舒故里屬古“廣川”，本身就是比較大的地域概念，并且經歷數千年行政區劃和地理地貌、人文社會變化，具體屬于哪個區域、哪個縣、哪個村，考證起來確實很難。因此，作為山東的德城區、河北省的棗強縣景縣等地，都可算作董子故里。各地應拋棄狹隘的地域思想，加強橫向聯誼，整合現有資源，集思廣益，共同將董子文化研究推向深入。
<b>德州“董子故里”探微
</b> 其實，德州在這方面還是有許多工作可做的，應有更大作為。
一是歷代帝王將相和達官顯貴多把董仲舒與德州相聯系。歷代特別是元、明、清三代，許多文人墨客在德州留有詩作，以紀念董仲舒。明朝陳鳳梧在《董子書院》一詩中寫道：“古碑長表讀書臺，祠下秋風點綠苔。道誼兩言傳世教，天人三策致君才。傳從洙泗源流遠，派啟西京治化培。后學瞻依真有幸，肯將功利自相摧。”康熙、乾隆皇帝南巡駐蹕德州時，留下歌詠德州的詩歌共79首之多，這在其他地方是不多見的。乾隆皇帝在《駐蹕德州題董子祠》寫道：“不問蒼生問鬼神，賈生宣至席前陳。始終只有江都相，善治春秋學行醇。”在題《繁露臺》詩中說：“天人三策對賢良，已見春秋大義彰；那更高臺演繁露，轉思董子失之詳。 ”在《又為董子臺題詠》中說：“故里千秋疑信猜，城樓聳處久稱臺。都傳繁露春秋演，誰識竹林與玉杯。 ”這些詩都把董仲舒與德州緊緊聯系在一起。
二是歷史遺存例證。據記載，在元朝以前德州（時稱陵州）已存在紀念董仲舒的建筑物。明朝正統六年（1441年）知州韋景元修學堂時，掘地得到刻有“董子讀書臺”的石碑，這是一項很重要的歷史文物，于是重建“董子讀書臺”以示紀念。史料記載，自明代到清代先后7次重修、擴建“董子讀書臺”“繁露書院”。可惜由于舊運河改道等原因，許多珍貴的遺跡大都消失。
三是歷史記載佐證。從明代至清代的《德州志》均把董仲舒列為德州圣賢之首。清代田雯對“廣川”進行過專門的考證，他在《長河志籍考》中說：“德州者，漢信都國（郡）之廣川也，夫漢縣廣川者大矣，有城郭焉，有效垌也。百里之內正值其地。或即董子下帷處，按國考碣，正相符契矣。 ”《山東通志》（卷九）記載：“德州本廣川地，乃董子故里也。”明朝的古德州城的西門，就稱為“廣川門”。明清歷代德州地方志書都把董仲舒作為故里最著名的人來尊崇。
四是民間風俗依據。德州人一直把董仲舒作為本地大儒來敬仰，民間有一個傳統，那就是老百姓都稱董仲舒為“董子”，與孔子、孟子、莊子等圣人相并稱，以示至上尊敬。這一點應該是德州獨有的，沒有第二位名人享有如此尊崇地位，這有時會令外地人不十分理解，但這確實體現出了德州人對這位圣人的尊崇。明朝人楊士奇專門作《董子祠記》說：“仲舒，廣川人，孝景時為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對策，天子悅之，以為江都相，后相膠西王，史稱其進退容止、非禮不行”；“廣川，今德州，余嘗過之，訪舒故跡。”同時，在民間，特別是運河沿岸流傳著許多有關董子的傳說，亟待收集整理，否則隨著城市化發展和高壽老人的離逝，這一資源將不復存在。
<b>德州“董子讀書臺”溯源
</b> 董仲舒在全國各地遺跡或董子祠等紀念建筑物很多,據筆者了解，在山東德州、江蘇揚州、陜西西安、河北棗強和景縣等地都有存在。在德州，最著名的應是“董子讀書臺”，它是董仲舒曾經讀書學習的地方。這一建筑如今可謂家喻戶曉，這也是證明董仲舒與德州聯系的最重要證據。
那么，德州“董子讀書臺”建于何時，今安在？
據記載，這一建筑至少明朝以前已存在，始建于何年已不詳，可惜今天已不復存在了。現在的董子讀書臺景區，位于原址東約10公里的德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內，是2007年重建的，規模比原有建筑更為宏大，占地面積700多畝，依河而建，氣勢雄偉，與周圍仿古建筑相映成趣，被評為AAAA級旅游景區，與商貿旅游開發融為一體，更顯人氣十足，成為德州重要的旅游景點。
董子讀書臺僅存在于史書記載，但缺乏有力的實物證據，這是德州歷史的缺憾。讓我們來回顧一下“董子讀書臺”的歷史淵源。《德縣志》載：明朝正統六年（1441年）知州韋景元修學堂時，掘地得到刻有“董子讀書臺”的石碑，于是就在舊德州城廣川門（即州城西門）外運河邊的洄瀧壩附近重建董子讀書臺。之后，在董子讀書臺周圍形成龐大建筑群。明成化九年（1473），知州王縉及分督庾事戶部主事畢孝，在讀書臺后營建祠堂八楹，將董仲舒與其他德州鄉賢合祀，建立董子祠，名曰“聚賢祠”。明弘治八年（1495），山東參政林先甫來德州巡視時，擴修董子祠，重筑讀書臺。明萬歷四十三年（1615），知州馬明瑞將讀書臺和董子祠一并移至舊城西門之外、古運河東岸的一塊高地上，并創建了“醇儒書院”，專事收藏、研究各種經書和董子的著作。康熙四十八年（1709）山東督糧道朱廷楨對書院重加修葺，又筑亭植柳，因董子讀書臺旁有一小湖“柳湖”，將醇儒學院改稱“柳湖書院”。在柳湖書院旁邊，當地著名詩人田雯之弟田香城又出資修建了“數帆亭”。至此，董子讀書臺附近祠堂、書院、樓臺亭閣一應俱全，風景秀麗，文風濃郁，左俯古城，右傍運河，蔚然壯觀，成為德州文化昌盛的標志。一時州學興盛，雅士云集，名噪四方，一批批德州學子從這里走上中國政治和文學舞臺。據統計，明清全盛時，德州共涌現進士124名。“時延文士校藝其中，亦一時盛事。 ”（乾隆《德州志》）
德州古運河是將董子祠、讀書臺與書院等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將進出京城學子舉人、騷人墨客集聚于此，每每登臺游賞，駐足留戀，憑吊董子，吟詩題賦，雅聚其間。明朝嘉靖年間，宰相嚴蒿南巡途經德州時，專門到董子讀書臺祭祀，作詩曰：“董生讀書處，寂寞臨高臺；獨有賢良策，人稱王佐才。”他還為德州題寫了“九達天衢”橫匾（原匾湮沒，袁世凱任山東巡撫時重修牌坊，橫匾由朱啟鈐重寫）。清人田致《陵州四時詞》寫道：“柳湖西畔御河隈，蘆荻蕭蕭兩岸苔。酒戶詞場多少客，登高齊上讀書臺。 ”
原董子讀書臺面積不十分大。據記載，原董子讀書臺占地面積約3畝地，正門為1間，左右廂房共6間，北部是正殿3間，位于高約3米的臺階之上，為磚木結構，廊柱灰瓦，莊重質樸，雕琢精美華麗。院內古木眾多，有槐、柏，環境幽雅。至清末、民國初年，建筑因經年失修，成為一片瓦礫廢墟。建國后，因城市建設需要，原有僅殘存的土臺和廢墟也被拆除了。
<b>各地“名人爭奪”辨析
</b> 其實，與“董子故里”爭論相類似的情況在全國并不少見。近年來，為了提高地方知名度、提升本地文化品牌，許多地方都出現了搶名人的現象。如，安徽渦陽和河南洛邑在搶老子，浙江的蕭山、諸暨和紹興在搶西施，山東臨沂、河南南陽和湖北襄陽在搶諸葛亮，河北唐縣、隆堯與山西臨汾在爭堯帝，河北隆堯、太原、隴西在爭李淵，等等。
歷史名人是文化資源，也是旅游資源。只要對名人資源進行合理開發，必然會帶來經濟效益，這也是各地爭奪名人的根本原因所在。各地爭奪歷史名人的措施多樣，有的成立名人研究會等機構，邀請專家、學者召開研討會、論證會；有的編輯會刊、出版文集，組織名人發表文章，大造輿論，先入為主；有的大興土木，修建所謂古跡，以期既成事實。
名人之爭本無可厚非，但應立足弘揚傳統文化。歷史名人爭論，一方面，體現了各地對文化建設的渴求和重視，有利于對傳統文化的保護和發掘，有利于活躍學術氣氛。另一方面，名人之爭也暴露出許多問題。由于歷史久遠、行政區劃變遷、記載不詳、資料失實等原因，探求真相不易，致使目前有些地方的相關工作出現了有失嚴肅性和科學性的問題，染上濃濃的銅臭味和功利主義思想。有的地方在無史料、無實物、無遺跡可考證的情況下，捕風捉影，或重修廟宇，或搞人造古跡，或建人文景觀，不僅浪費大量人力物力財力，還造成人們對歷史認識的思想混亂。
名人之爭，應本著實事求是、注重史料考據、出土文物考證，本著對歷史負責、對傳統文化負責、對子孫后代負責的態度，屏棄“銅臭味”、“地域性”和“功利至上”，真正成為一種提高文化品位和擴大社會影響的有益之舉，促進文化、社會和經濟效益同步提高。
<b>缺位的董子研究
</b> 作為“古廣川”所在地的德州，一直把董仲舒作為歷史上最著名的歷史文化名人來尊崇，這是一項亟待研究開發利用的歷史文化資源。僅從其儒家思想主張來看，他是紀孔子、孟子之后，儒家思想的第三位“巨人”，人們游學“三孔”“兩孟”，卻鮮有人提出要游學“一董”的。他提出“春秋大一統”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主張，提出“君權神授”的政治思想和相應的儒家道德觀點，發揮了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張限田、薄斂、省役，提倡孝道，提出“三綱五常”為人處世標準……這些主張在當時都具有積極意義，有利于中央集權統治，利于加強君權統治，有利于改善百姓生活條件，甚至有些思想直到今天還在深深地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德州作為因運河而興盛的城市，形成了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運河文化，具有相當大的研究和發揮空間，但相關研究滯后。一方面，從目前情況看，德州對運河文化特別是歷史文化名人董仲舒的研究嚴重滯后，應該引起高度重視。應加強宏觀引導，確保地域文化研究向正確方向發展。在這一場“董子故里”爭論中，德州雖做了一些工作，但總體感覺尚處在“失語狀態”，研究人員少、深度研究的重量級專著少，在全國相關研究中發聲少。應當看到，近些年來由于德州運河文化研究、地域文化研究相對滯后，在全國運河文化研究中的作用和地位存在被“邊緣化”危險。特別是對儒家思想重要人物董仲舒的研究缺乏宏觀化、體系化的研究成果，尚未出版一部在全國有重大影響的相關理論研究著作，這些都造成了德州在董仲舒研究中影響“式微，缺乏話語權。
另一方面，從域外看，對董仲舒文化研究向縱深推進。特別是近年，河北出版了大量相關研究成果，如王永祥著《董仲舒評傳》等，衡水市辦起了《董仲舒研究》刊物、成立專門的董仲舒研究中心等。話語權缺失，造成許多工具書、甚至包括百度等網站，都將董仲舒故里列為或景縣或棗強，而列為德州的卻很少。
再一方面，從研究態度看，對學術瑕疵發聲不夠。學術研究往往帶有主觀色彩，必須堅持對歷史負責，敢于澄清歷史史實，敢于發出地方文化研究者的聲音。目前，對一些顯然存在著明顯瑕疵的“研究者觀點”，地域文化研究者不能抱著事不關己、與我無關的思想聽之任之，而應敢于站出來據理力爭，引導向正確方向發展，防止錯誤觀點以訛傳訛。舉例來說，由山東社會科學院齊魯文化研究叢書《山東運河文化研究》（李泉、王云著，齊魯書社出版），稱“德州的名稱明朝初年才有的”。此說明顯與歷史相悖（筆者曾專文辯駁）。該書出版20多年來，德州地域文化研究領域竟沒有提出異議，太不應該了。明朝自明太祖朱元璋于1368年建立，至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滅亡，存在276年。按此說，德州名稱由來的歷史只有353-629年。其實，歷史記載非常清楚，德州之名起源于隋朝開皇三年（公元583年），距今已有1435年歷史，與前者相差至少800年。就算從唐武德四年（621年）復置德州算起，也有1390多年，與前說也相差至少760多年。此外，該書對德州在中國運河文化研究中的應有地位和作用也存在諸多可商榷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