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家鄉繼續革命

　　馬頰河罷工失敗后，1934年4月25日，我到泰安大汶口，第二天到華寶煤礦，下井為苦工。我團結工人，領導了為工人增加工資的斗爭，取得了勝利。在領導第二次斗爭失敗后逃出，12月到唐山與武同心、范喜洋到宋哲元部隊當兵。在軍隊我利用不同場合秘密作宣傳組織工作，介紹張棟臣、勞洪林等加入了共產黨。
　　1936年7月，我到軍官學校學習，與數名同志乘機活動，執行黨的使命，秘密開展地下黨組織活動。
　　參加抗日戰爭

　　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在蘆溝橋燃起了殺人的火苗，我部進行自衛還擊，7月12日我部隊在通州響應，殺死鬼子千余，踏碎偽警和賣國政府駐地，可在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指示下，敵人把我們萬余人打亂，我部終于被敵人包圍了，我帶領七十余士兵向南沖，忍饑挨餓到楊柳青，又被日本鬼子包圍打散了陣，我們的重型武器投入河，戰斗員投降的投降，死亡的死亡，我獨自化妝逃出，到滄縣我被扣下，說明經過后發給我路費回家鄉慶云縣。
　　1937年9月，我病好后，在縣里參加抗戰，進行武裝組織工作，收集民槍，時任抗日自衛隊中隊長，每日訓練民兵，開展游擊生活。自肖華司令員到達冀魯邊，自衛隊改編為八路軍。
　　1939年7月，我調縣任擁優委員會主任，兼監印收發、校對工作，每日背著公章滿田野村莊跑，身上長了瘡，因睡覺時合衣而臥，所以身上虱子多、泥土多，但從不說苦，每日行程一百多里是家常便飯。
　　獄中斗爭

　　1940年11月，我兼四區文教助理員，每日與縣大隊除奸團在一塊兒。一次，我經過本村時，被日本憲兵特務頭子陳甲林捕去。
　　11月27日晨飯后，敵人將我提訓到憲兵隊，用鞭子亂打了一頓，接著把我撞倒在地下，用皮鞋亂踏，打的我口中出血，昏倒在地，不懂人事了。
　　11月29日我被二次提訓，日本高橋（駐慶云據點的日本隊長）親自提審，把我弄倒在地，腳踢、鞭打、水潑、折磨的我奄奄一息。
　　12月6日我被三次提訓，敵人給我下鐐，我認為到了流盡最后一滴血的時候了，我堅決不投降，我拜托難友給我們復仇，并托他們告訴我的母親不要為我的死而難過。我唱起了《東方紅》的歌，漢奸看著我直笑，說：“范廷俊，你瘋了嗎？ ”憲兵隊押著我，未出慶云西關，到了三孔橋（槍殺革命者的刑場），又押我回到憲兵隊。
　　經過六個月的酷刑，1942年4月，敵人把我和其他十四人解往滄縣，又轉解北京——北新橋北炮局胡同，門牌17號，外籍犯人收容所（即清朝的刑部），讓我蹚了三年的腳鐐。當時難友同志們（共產黨員）對我們新入獄的難友給予親切照顧，想盡辦法安慰我們，鼓舞我們團結起來與監賊們作斗爭。那時獄中的難友，不是病死，就是治死，再就是餓死，過年時監獄才叫我們吃了一頓喬麥卷子。 1944年3月，我期滿出獄，時年三十三歲。
　　抗戰到底

　　出獄后，我身體虛弱到極點，步行不過二里，眼往前看不過十步。 3月14日到家，見我母親，她兩眼近瞎，愛人病疾不起，只有幾個小孩圍著我看，相認不敢說話。 28日，王道和專員和李廣文政委在張培元村對我進行了安慰，叫我好好養病，并派專人給我治療病癥，每日打針三次，給我麥子20多斤，北海幣3000元。在家中每日躲在地中暗洞養病，好防止鬼子的“掃蕩”和東部“六旅”、西部漢奸的襲擊。勝昆侖區長常來看我，問寒問暖。
　　1944年8月，我的身體漸漸好了，上級調我到清河區學習，此時，慶云四區，東有無棣六旅張子良（國民黨頑軍六旅），西有慶云的漢奸特務，他們相互勾接，經常到農村燒殺搶掠，害得群眾整日東跑西藏，該區的財政助理劉奇、張振華被特務捕去，劉奇被六旅槍殺，財政工作缺人手，慶云縣委書記劉忠叫我暫不去學習，在四區堅持工作。于是，我留在了四區。該區區委書記李晶，區長勝昆侖、張子剛。我每日帶領手槍隊30人，到處活動，進行靈活機動的游擊戰術，活躍在田野村莊、溝旁地洞，直至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
李玲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