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煥然
　　我尊敬、慈祥的老父親陳儒林2019年4月12日去世，享年91歲。父親永遠地離開了我們，這些天來我沉浸在悲痛之中，他和藹可親的面容時時浮現在我眼前。他對黨忠誠、無私奉獻的高尚品質和優良作風激勵著我。
　　父親1928年11月出生于樂陵市丁塢鎮楊盤南街村一個農民家庭。 l948年參加黨領導的土改運動，在區里擔任民兵團長；194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村黨組織的工作；1953年擔任村黨支部書記，一干就是50年，直到2003年因患病才從崗位上退下來。從他擔任村黨支部書記時起，楊盤南街村就是樂陵市（縣）、德州市（地區）農村的一面旗幟。楊盤南街黨支部被樂陵市（縣）、德州市（地區）授予紅旗黨支部稱號，他個人被樂陵市（縣）、德州市（地區）授予農村優秀黨支部書記、人民好公仆等稱號。
　　多年來，村黨支部和他個人所得的表彰獎勵有很多。他曾擔任公社黨委委員，上世紀70年代兼任過3年管區書記，是樂陵市（縣）多屆黨代表、人大代表。父親的一生，是為黨工作的一生，為民服務的一生。
對黨忠誠始終如一
　　父親入黨后，始終銘記入黨誓言，不忘初心，按照共產黨員標準嚴格要求自己，堅決跟黨走、聽黨話，忠誠黨的事業，勤勤懇懇為黨工作。
　　父親在擔任民兵團長時，按照區黨委的要求，帶領民兵除惡霸，清除反動“道會門”，維護治安，送軍糧，都出色完成任務。原國民黨寧津縣長，抗戰勝利后逃到滄州參加了“還鄉團”，1948年在當地被抓捕。父親奉命帶領民兵前往滄州執行押解任務，按時安全將犯人交給公安部門，受到樂陵縣公安局的表揚。
　　1952年，父親響應毛主席“組織起來”的號召，在我村辦起了第一個互助組。 1953年，他帶領19戶勞力少、牲口弱、農具差的農戶辦起了初級社，大家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齊心協力，兩年時間糧食產量超過了本村富裕戶，還置辦了不少農具，受到區、縣黨委表揚。
　　在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期，父親帶領全村黨員干部群眾盡量避免“左”的做法，結合本村實際貫徹執行上級黨的方針政策，積極改善自然條件，興修水利，植樹造林，發展農業生產。我村糧食產量很快上“綱要”（畝產200公斤）、過“黃河”（畝產300公斤）、跨“長江”（畝產400公斤），村集體還辦起了3處工副業項目，在上世紀70年代基本實現了機械化，公社和縣里經常在我村召開現場會，年年受到縣、公社表彰，并到縣“四干會”上介紹經驗。“文革”期間，父親帶領黨員干部群眾一心搞生產，我村基本沒受多大影響。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父親按照上級黨委部署，在村里實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但他沒有把原來的集體資產分凈吃光。 3輛拖拉機等大型機械留下給群眾耕地、澆水、軋場；村里的飼養處、倉庫等，租給本村的能人辦起煤球廠、榨油廠、機械加工、飼料經營等4處民辦企業；村里的1.4萬棵樹組織護林隊專門看護，晚上由村干部帶隊輪流值班，防止被盜。改革開放后，我村的集體經濟得到了持續發展，為村民辦了很多公益事業，2003年父親卸任時，村里不欠一分錢外債，還為集體留下十幾萬元資金。
　　父親小時候只上過短時間的抗日小學，不認識幾個字，入黨當干部后自學了些文化，能看文件、讀報紙。他堅持學習，每天的報紙和上級發的文件他都認真學，重點內容記在筆記本上。我小時候記得，村黨支部晚上都點上煤油燈集體辦公，有時組織黨員干部學習，有時商量村的工作，從不耽擱白天勞動生產時間。傳達上級重要的文件和會議精神，村里就召開群眾大會，改革開放后一直堅持著這個做法。
　　晚年，父親隨子女一起生活。他仍然關心黨的事業和村里的發展，每天晚上都是看完中央和省、市新聞后才休息。在我家住時，我把每天的報紙拿給他看。黨的十九大召開后，我拿著報紙講給他聽，介紹會議情況，他聽后臉上露出了笑容，說起習近平總書記，他伸出了大拇指。家鄉來人看望他，他首先問的是村里的發展怎么樣，各家日子過得怎么樣。去年下半年他已臥床，生活不能自理，頭腦還清醒。我想，支撐他的精神支柱是信仰的力量。他心中有黨，始終如一地揣著讓村民過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
勇于擔當甘于奉獻
　　父親擔任村黨支部書記50載，沒有辜負黨組織和鄉親們對他的期望，兢兢業業為黨工作，勤勤懇懇為民服務，在工作上總是當先進、爭第一，我村經濟發展和群眾生活是樂陵最好的村之一。他自己說：“這些年沒挨過批評，沒犯過錯誤，得到的都是表揚獎勵。”村民們說：“陳儒林是一面不倒的紅旗”。
　　他對上級黨的方針政策認真學習，反復領會，在貫徹執行時堅持與本村實際相結合，不生搬硬套。特別是對“大躍進”“文革”中一些“左”的做法，他堅持從實際出發，不跟風、不盲從。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他及時調整發展思路，繼續保持了村集體經濟的持續發展。在工作中，他做到了讓上級黨組織和村民都滿意、都高興。 50年來，把村子治理得井然有序，村民安居樂業。這些年，村里沒有發生群眾上訪，沒發生大的刑事案件，沒發生在村里解決不了的事給上級添麻煩。
　　俗話說：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樣子。這些年，父親要求干部以身作則起表率作用，已經成為村里的一個規矩。我家維修房屋時，需到十幾里外的磚廠拉磚，有人建議用集體的拖拉機。父親堅決不同意，他說：我不能破壞了村里的規矩。于是借了幾輛大車用了一天時間把磚拉回來。宅基地分配是農村的一個熱點問題，我家按村里規定，可以再要兩處宅基地，父親說：“他們兄弟幾個都在外面工作，家來有個地方住就行了。 ”因此，我家只有祖輩留下的一處老宅基。村里從上世紀70年代就對村民建房作了規劃，定了制度，嚴格執行，后來村里增加了幾百口人，村民建房沒占用一分可耕地。收提留、稅費和計劃生育，是當時農村的“三大難”，可在我村從沒難過。每次工作開始前，黨支部認真研究，對孤寡老人、殘疾人、特困戶該免的免、該減的減。黨支部一發通知，不出3天，全村該交的戶一戶不少如數交齊。計劃生育歷年是鄉（鎮）的先進單位。
　　父親辦事講民主，涉及群眾利益的事都和群眾商量。南街村的大事小情，群眾沒有不知道的。像計劃生育、分配宅基、修建水利工程、安裝自來水、集體資產處理、辦電等，都是經過群眾反復討論，大家同意，人人蓋章按上手印。父親說：大家的事大家當家，人人知情，人人有責。群眾通不過的事情，他從來不強行去辦。
　　父親為黨工作這么多年，雖然是一個不在“品”的村干部，但他心里裝著百姓，默默奉獻，從來沒有向組織上提過個人什么要求，也沒有要求上級在子女安排工作等方面給予照顧。在合作化、人民公社時期沒有任何經濟待遇，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后每年的補貼也很少，卸任時沒有退休金。后來有了養老保險，有了老黨員補助，近幾年有了退休工資，他很知足，跟子女們說：“現在生活比過去好多了，吃穿不愁，我還存了幾千斤麥子，夠我和你娘吃的。 ”我們兄弟幾個參加工作后，給他錢他從來不要，給他帶些煙酒，他都用來招待客人。他就是這么一個耿直脾氣，從不愿給上級和別人添麻煩。
清正廉潔一心為民
　　父親一生堂堂正正，公私分明，從來不占集體的便宜，從不辦叫別人戳脊梁骨的事。
　　村里很早就建立健全了財務管理制度，有會計、現金保管，他自己從不直接摸錢。集體的倉庫配有兩把鎖，一把鑰匙保管員拿著，一把鑰匙村民代表拿著，互相監督。村里的錢都是一分一分算計著花，精打細算，勤儉辦一切事情，從不鋪張浪費，并定期公布村財務開支情況，讓村民監督。
　　吃喝風是前些年普遍存在的現象。在我村，每年的招待費幾乎為零，上級來人住宿吃飯都是自己在家里招待。村干部開會，無論時間早晚，開完會都各自回家吃飯，有時一件事商量不完，吃飯回來再接著商量，這已成了習慣。有一年村里打井，從外村請來一名技術員，中午吃飯時，父親把技術員領到飯店買好飯菜，然后就自己回家吃飯了。
　　父親辦事丁是丁，卯是卯，不徇私情。有一次，一個近門侄子帶工去外地修水利工程，在途中私自用集體的錢買了一雙雨鞋、一件雨衣，回來報賬時被父親查出，侄子認為可以網開一面，沒想到父親不講情面、秉公辦事，在年底分配時把這筆款一分不少地扣下來。還有一次，哥哥在德州單位的一個同事，想在我村集體平價買點小麥，父親說：“從集體買不行，從咱家弄點送給他吧。 ”哥哥看到家里分的麥子不多，弄走了就沒吃的了，回去和他同事作了解釋。
　　父親常說，占便宜的事咱當干部的不能干。實行生產責任制后，村里有經濟頭腦的人合計著辦企業、做買賣，因缺廠房和資金，也怕村干部眼紅，想拉父親和一些干部摻和進去，掛個名到時分紅。村黨支部召開會議反復討論，認為村民辦企業有困難，村干部應義不容辭幫助，要讓群眾用黨的政策做靠山，不能依仗干部權勢做支柱，村干部誰也不能摻和。村黨支部先后把村集體的倉庫、飼養處騰出來租給村民辦企業，幫助他們辦理營業執照、貸款，使各個企業很快投產。
　　父親為村民操勞了大半輩子，與鄉親們情深義厚。誰家有大事小情，他都竭盡全力幫著辦，不管誰家鬧矛盾、鬧糾紛，只要他一出面，保準把事情擺平了。村里的孤寡老人和困難戶，他都安排照顧好，不讓一家吃不上飯、過不好年。上世紀90年代，村里只有黨支部書記和少數人家里安裝了電話，村里在外地工作的人把電話打到我家，60多歲的父親親自去送信，從不怕麻煩。后來村里安上了廣播喇叭，誰家的雞丟了、豬跑了，家中有什么事，讓他在廣播里喊喊，趕上吃飯的時候放下筷子就辦。每年的除夕夜，他都是從自己家帶著酒菜，去集體飼養處和飼養員一起過年，然后讓飼養員回家團圓，他留下值班。誰家有困難，他帶頭幫助解決。1946年入黨的老黨員張書堂患了偏癱，生活不能自理，村黨支部研究治病費用集體出，生活費由黨員干部掏，從我父親排起，每人伺候一天，直到半年后老人去世。村民張某患精神病時，把家里的3間房子全燒毀了，一家4口人吃住沒著落，黨支部伸出溫暖的手，給他建起新房。結果不久房子又被張某燒了，黨支部再次給他蓋了新房，并連續6年免除他家的提留。后來張某的病好了，夫妻倆感動得熱淚盈眶：“要不是老支書和大伙的關照，俺一家早就家破人亡了。 ”
　　父親當支書這些年為村民辦了數不清的好事。上世紀60年代初，由于父親過日子，不鋪張，集體積攢了一批糧食。三年自然災害期間，村里各戶生活遇上嚴重困難，除了國家發放每人每天6兩救濟糧（有時4兩），村里再每人補貼4兩，保證一人一天1斤糧食。同時，組織村里的青壯年去魯南，用衣物換回一些糧食，從而渡過了難關，我村沒有討飯的，沒餓死一個人。在上世紀80年代，我村就打了深井，集體給每戶安裝了自來水。村民購買電視機，集體給每戶每臺出資30%，我村很快成了電視村。村里通電，集體每戶補助60元，是全鄉第一個通電的村。由于河道淤堵，我村種地澆水有了困難，黨支部研究集體投資6萬元，挖了一條長480米、深6米的引水渠。打了20多眼機井，每口井集體補貼2000元。實現了旱能澆、澇能排，旱澇保豐收。一樁樁，一件件，往事歷歷，如在眼前。父親臨終前幾天，和母親說：“我想家了，咱回家吧。 ”“給我穿上大襖，咱回家吧……”這成了他的臨終遺言。他太思念生他養他的這片土地了，太想念和他一起共事多年的老伙計和鄉親們了。
涵養家風澤被子孫
　　我的家鄉楊盤過去是一個歷史古鎮，祖上是河北省玉田縣人，明永樂年間遷至這里，世代務農。曾祖父陳蓮讀過幾年私塾，身懷武功，通曉中醫外科醫術，善治瘡癤，服務鄉民。爺爺陳致祥在村里人緣好，樂善好施。1926年寧津縣在楊盤鎮建立第四完全小學，爺爺從自家地里無償提供建設用土，因此得到“陳家子孫在校讀書不交學費”的褒獎。厚道樸實、和諧鄉民、樂善好施是祖上傳下的家風。父親從小耳濡目染，思想比較開明進步。由于爺爺去世早，伯父在外當兵，父親16歲就挑起家庭生活的擔子，日子過得比較艱難，從小就養成了勤勞淳樸、忠厚善良、耿直要強的性格，傳承了中國農民的許多優秀品質。
　　他對子女們要求嚴格。父親和伯父膝下共有8個子女，他教育孩子們做事要靠譜，犯法違紀的事堅決不能干，要靠自己的本事過日子，不能利用當干部的條件占便宜、搞特殊。他對侄子、侄女如同親生子女，從修屋蓋房到訂婚結婚親自操持。父親小時候讀書少，常說自己吃了沒文化的虧，要求子女好好讀書，家里再困難也要供子女上學。我初中畢業時，正趕上楊盤供銷社缺一名文書員，因我有寫作和繪畫特長，供銷社的主任很喜歡我，幾次找父親讓我去供銷社工作。可父親想了再想，說：“他哥上了高中，他初中畢業就不讓他上了，我對不住孩子。 ”他婉言謝絕了供銷社主任，讓我繼續讀了高中。
　　多年來，我家一直過著儉樸的生活。父親一生不抽煙、不喝酒，平時粗茶淡飯，從未聽他叫過苦，從未聽他說過家中的飯不好吃。1964年家鄉遭了水災，糧食歉收，生活比較困難。過年時家里只有十來斤麥子，母親和父親商量，能不能從集體借點，以后再還上。父親說：“咱不能開這個頭，過年有東西就富過，沒東西就窮過。 ”父母把那些麥子磨成面，一份送給奶奶，一份送給姥姥。全家人除夕早上喝的玉米粥，中午吃的窩頭白菜豆腐湯，過年連肉也沒買，父親叮囑我們家中的困難不要對外說。我們兄弟幾個從小就穿著母親紡線織的老粗布、自己做的布底鞋，衣服破了補了再穿。妹妹在樂陵師范讀書時，還穿著我替下送給她的補丁衣服。哥哥在樂陵一中讀書時，離家20公里，家里買不起自行車，星期天步行回家背干糧。我讀小學、初中時，上學時背著糞筐，來回路上拾糞，把肥料交到生產隊掙工分，一年下來拾糞掙的工分夠分配給我的基本口糧，學校還經常表揚我。
　　父親一生勤勞，能吃苦。在集體時，每天起早貪黑忙，一直堅持參加集體生產勞動。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家中的幾畝責任田精耕細作，在全村種得是最出色的，直到73歲得了病才在子女勸說下讓給別人種。去年我伺候他時，問他想吃點什么，他說：“我想不起來，給我買塊烤地瓜吧。 ”恰巧時值檢查環保，城區內沒有烤地瓜爐出攤，我跑遍城里大街小巷買不著，到了很遠的城郊才買到，圓了他的心愿。
　　父親老兄弟倆一輩子沒分家，過節過年都在一起，家人十分和睦。家中兄弟之間、婆媳之間、妯娌之間沒紅過臉，沒吵過架。我們這一輩家里有了大學生、研究生、國家干部、醫生、教師、企業管理者，有了開飯店、做買賣的，改變了祖輩世代務農的境況。老兄弟倆四世同堂，人丁興旺，是他們最高興的事。
　　親人已去，精神永存。父親一生沒干出驚天動地的大事業，但他用自己平凡的一生詮釋了怎么做個好黨員，怎么當好一個農村黨支部書記，怎么當一個好家長。
　　父親，您的大德大愛我們永遠銘記在心，您的優秀品質我們代代傳承發揚。
（作者系德州巿政協原副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