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福趙全洪
京杭運河德州段全長141公里，包括南運河與衛運河兩段。
其中，從第三店到四女寺水利工程樞紐為南運河段，長度為45公里，直線距離25公里；從四女寺水利工程樞紐至夏津縣師堤村為衛運河段，長度為96公里，直線距離64.5公里。其中夏津段34公里，直線距離19.5公里；武城段62公里，直線距離46公里。
衛運河德州段雖然沒有像南運河德州段那樣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但它是德州運河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名字用了七十年
衛運河德州段的名稱不是很早就有，清代臨清以上至河南、山西的河段稱衛河；臨清至天津，包括德州境內夏津、武城、德城段全部叫作南運河。
衛運河的名字出現在1942年漳河于館陶入衛河之后。1946年3月1日，解放區冀南衛運河河務局成立，是最早使用衛運河名稱的單位。
雖說臨清以下至天津稱南運河是清代的事情，但世間萬物總是發展變化的，沒有一成不變的道理。隨著1958年四女寺水利樞紐工程的修建，國家也對南運河的南起點進行了重新界定，即以四女寺水利工程樞紐為界，向南至河北省館陶縣的徐萬倉段為衛運河，往北至天津則為南運河，同時還專門做了標志牌固定在節制閘上。
但需要注意的是，現在很多介紹京杭運河的書籍甚至是工具書，仍在沿襲臨清是南運河之南起點的說法。更有很多運河學者無視標識牌的存在，仍在錯誤地堅持過去的南運河說。
為降水速彎道多
衛運河德州段的河道和德州境內的南運河河道的特點是彎曲多，水利專家解釋，是根據“一彎抵三閘”的原理，為了降低水流速度而設計的。凡是彎折多的河道基本都是人工開挖的。
德州河道的彎曲是出名的，譬如城西楊家圈到耿李楊村之間16.5公里的河道，過去叫“九道彎”，現在人為此起了個好聽大氣的名字“九龍灣”。
衛運河段的彎比南運河段的彎還多還大。人們常常笑談的“三望蘇家樓”，那一段運河河道的彎曲程度應該說是運河之最。《姚端恪公外集》卷十四《舟行日記摘抄》中說：“自桑園至德州，數十里水路甚曲，每折一大彎，如弓字形，后舟方往，前舟似來，兩帆相向，呼聲可應，而中隔橫沙。去遂數里，舟子曰：‘御河十三站，道最迂曲。德州次之，故城為甚，諺所謂‘故城縣，一窩線’者也’。御河者，衛河也。源出河南衛輝縣百門泉西北，經臨清下直沽、天津海口入海，今運所從也。又曰：‘水性直下，則上游易涸，曲則遲留。故諺曰，三彎抵一閘’。臨清以下無閘，而此十三站水路最曲，開河者因地形之曲，以代閘也。又予記亡友魏子一言，漕河之不至淤者，以其曲曲則力專，不停泥沙，是亦或一道也”。
《故城縣志》也有康熙四十二年（1703）圣祖仁皇帝南巡閱視河工，回鑾由水路過故城運河，曾有“康熙三望蘇家樓”的記載。“鎮東三大曲處（鄭口以東武城蘇家樓附近三個大彎），每曲約十里，狹處不過數武，舟行至此，望武城蘇家樓，為‘頭望’；再行十里，仍歸故處（實際第二個彎處）望蘇家樓，為‘二望’；再行十里，仍歸故處（第三個彎處）蘇家樓猶在望中，故名‘三望’。”
《故城縣志·縣域圖》上清晰地標注著“頭望”、“二望”、“三望”處，以及“蘇家樓”的詳細位置。蘇家樓興建于清朝初年，其實是一座哨樓，坐落在村西頭，緊靠運河大堤。當時蘇氏家族修建這座樓，也是為了防匪防盜。小樓四面建有瞭望臺，晝夜有人駐守。白天從樓上可環視周圍七八里之外，夜晚有更夫巡邏，遇有盜匪來襲，鳴鑼敲鼓為號，以便主人和聚集來的村民共同抵抗應對匪徒的騷擾。
陳公堤旁地勢洼
衛運河德州段的另一特點是地勢低洼。
它的東面有一條宋代天禧四年（1020）人工修筑的“陳公堤”，這條堤修建時，黃河是在陳公堤以東位置，為了不讓黃河水西灌，宋代就在黃河西邊沿黃河修建了這樣一條數百里的陳公堤。堤防大體經今館陶往臨清、夏津、武城至德州南，沿黃河北岸向東北至渤海。
這條堤的作用是擋住泛濫的黃河水西流，但堤東行洪時黃河水會淤下來大量的泥沙，地面也就自然被逐漸抬高；由于黃河水流不到堤西，堤西的地面也就越來越洼，時間久了使得堤東堤西出現了高低懸殊。這就是夏津、武城、恩縣境內的白馬湖、蓮花池、恩縣大洼等水域形成的真正原因。
另外，從夏津到武城之間，歷史上還缺乏一條或幾條必要的減水河。譬如上游的張秋鎮，運河是與大清河相通的，一般運河出現水漲可通過大清河泄水；聊城段運河的減水河是徒駭河，臨清段運河的減水河是馬頰河，而夏津和武城兩縣則沒有，所以歷史上夏津、武城兩縣經常被水所淹也就是難以避免的了。
宋元明清多匪患
夏津至武城之間地勢最洼，最容易形成澇災，歷史上沿運河一線的村莊經常是一年四季白忙活，春種夏鋤秋不收，老百姓的日子大部分時間是處在水深火熱之中，所以這一帶就有成盜成匪的傳統。從大處說，宋元以后此地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士兵嘩變層出不窮。從小處說，就是綹子、響馬或是小股盜匪神出鬼沒，老百姓很難過上安穩日子。
明代，朝鮮使者崔溥《漂海錄》記載：“明弘治元年（1488）三月十七日， 朝過鄭家口、晴， 河口鋪、陳家口鋪，至恩縣地方。過白馬河口鋪，又過下方遷無谷寺、河口鋪，至梁家莊驛，移棹過鐘閣，夕至故城縣前留泊。臣謂傅榮曰：‘今夜月白風便，何以不去？’ ‘你見此河中有漂尸三榮曰：個乎？’ ‘見之’。 ‘此皆盜殺之也。臣曰： 榮曰： 此方連遭兇歉，相率而為盜者多。又不知你等為漂流行李掃地，反以為異邦人必赍貴物，皆有欲利之心。又前路人煙鮮少，盜多肆行，故不去也。’ ‘我之此行，臣曰： 已遇寧波府之盜，平生不愿相逢者，盜也。’ ‘大抵中國人心，榮曰： 北方則強悍，南方則柔順。寧波之盜，江南人也，故雖或為盜，類皆劫而不殺人，你所以保其身也。此北方人，劫則必殺人，或置之溝壑，或漂之河海。今日所見漂尸，可知矣。’”
清嘉慶十九年（1814）八月二十五日，大理寺少卿、內閣學士、浙江嘉善人錢樾，因母憂回原籍守制，與家室乘船南上路過德州，來到離德州城五十里的高官廠（恩縣境內，也叫高官屯），就地方營房邊夜泊。晚上遭到六人以借盤纏為名的打劫，將船上的箱子打開，凡是值錢的東西都被拿走。錢樾報告給山東巡撫，山東巡撫又寫了奏折，嘉慶皇帝作了批示，將德州知州徐霖、參將覃廷薦、把總王慶云革職，安排錢樾就近在臨清養病。錢樾病好后寫給嘉慶皇帝的奏折，意思是說我現在身體好了，多謝皇帝的關懷。嘉慶皇帝朱批曰：覽奏稍慰，“ 務擒此賊，以靖行旅”。
道光十四年（1834）十月初五日，廣東人劉光桐乘船從京城回老家，途徑直隸故城縣時遭遇了劫匪。劉光桐本人沒有受傷，全部經濟損失也不過400兩銀子，卻驚動了縣、府（州）、省三級政府，直至朝廷。
為了加強武城北部運河沿岸的社會治安，明清統治者沿運河兩岸建有墩臺，平時由駐軍輪守，負責緝捕盜賊，催趕漕船。還曾在離武城十八里的甲馬營村設置巡檢司、漕運所、水館驛等運河衙門。巡檢司是一級治安機構，先屬武德道，后屬東臨道。有記載可查，巡檢司和墩臺制度一直延續到民國之初。
縣城曾立河灘中
武城建縣于魏晉南北朝時期，有明確地址可考的縣城共三處。第一處為唐武城縣城，即現在河北省故城縣的祖楊莊附近。第二處是宋徽宗大觀二年（1108），運河西決淹沒武城縣城，遂將武城縣治由距老城五公里許之河西祖楊移至運河東岸，即武城老城鎮駐地。第三處即為1973年搬遷后的今武城縣城。
武城老城遺址緊靠運河河道，位于武城運河拱子橋以南的河灘之中，現在還能于河圈農田中分辨出來。老城的建制規模不大，南北1140米，東西800米，方圓近1平方公里。1959年還修建了150米長的煥光（武城）大橋，至今橫跨在大運河上。1963年的大澇，武城段運河泄洪能力不能滿足國家控制災情的需要。國務院同意水利部搬遷武城縣城，將老城城址辟為河道，縣治東遷20公里至舊城（古貝州、恩州治所）重建的計劃。1973年武城縣城開始遷建，除拆遷了老縣城外，還有14個村莊及21處揚水站也被拆遷，使武城段運河泄洪能力達到4000秒立方。一個具有近千年歷史的老縣城，變成了貫通南北的運河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