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是個流行“票子”的年代。那時物資緊張，買什么東西都得憑票，買煤油要油票，買糧要糧票，買肉得要肉票。當時人們普遍比較貧窮，肉是吃不起的，只有到了過年過節的時候，國家才會發一兩斤肉票，讓大家“打牙祭”。
　　1972年的國慶，我剛6歲。一大早，我就聽父親說，今天是國慶節，是舉國同慶的日子，公社特地為每家每戶發了5斤肉票，咱們家可以好好地“打牙祭”了呢！一聽有肉吃，還賴在床上的我一下子翻下了床，興奮得跟過年似的。那時我還不知道國慶節到底是個什么樣的節日，但心里想，既然有肉吃，那應該是個很大的節日了，因為往常只有過年的時候，我們家才分到4斤肉票呢，那時我就想，要是天天過國慶節就好了。
　　那年國慶節的上午，整個小鎮都彌漫在歡快和興奮之中，一大群小孩子在跑著、跳著。大人們則在公社的大門外排著長隊，等待著領回那盼望已久的幾斤肉，臉上寫滿了滿足和喜悅。那年月真不容易，由于一個月的計劃內糧食往往不夠吃，當時的政策是每個月25日可以“借糧”，提前領取下一個月的“計劃”，這就需要半夜到供銷社排隊。而家里人口多實在不夠吃的家庭，也會用一些“奢侈品”票換取糧票，“肉票”更是想都不敢想。
　　臨近中午的時候，父親終于領回了屬于我們家的那5斤五花肉。父親一進家門，全家都圍了過來，商量著如何做這些肉更好吃。弟弟要求做回鍋肉，而我則想吃紅燒肉。最后母親說，把這些肉分2斤給外婆送去，剩下的3斤肉，一斤用來做回鍋肉，一斤做紅燒，還有一斤做成臘肉，等以后想吃的時候再拿來吃。
　　通過“表決”，我們都贊成母親的提議。就這樣，母親把肉分好后，我和弟弟都自告奮勇地要幫母親燒火煮飯，為的是能邊燒火邊聞聞那饞人的肉香，要是運氣好的話，還可以趁母親不注意，偷一塊肉來吃。
　　經過兩個小時的漫長等待，我們家的“國慶宴”正式拉開了帷幕。首先端上來的是弟弟最愛吃的回鍋肉，菜還未上桌，就聞到回鍋肉的香味撲面而來。弟弟也許是太饞了，來不及拿筷子，就用手直接去抓，結果回鍋肉太燙了，直燙得他哇哇大叫。接著端上來的是我愛吃的紅燒肉，還未動筷子，我的口水就已經流下來了。
　　母親知道我們一年四季難得吃一次肉，于是不斷地把肉往我和弟弟的碗里裝，而她自己卻基本上沒動筷子。其實母親為這個家付出最多，每次卻把最好吃的東西，毫無保留地讓給了我們。現在想想，只怪自己當時不懂事，只顧自己一個人吃。
　　那年的國慶節，雖然肉不多，卻讓我們家快快樂樂地“打了回牙祭”。這么多年過去了，國慶節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次。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勉強果腹，到票證年代的有啥吃啥，再到上世紀90年代的吃啥有啥，繼而到今天的吃出品位、吃出健康，大家的餐桌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肉早已不是什么稀罕物。但那年國慶節“打牙祭”的場面，卻永遠讓我難以忘記。□蔣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