蓮韻

在我的記憶中，父親是一個豁達、直率而豪爽的人。出身貧農的他，解放前入的黨。農村合作社成立的初期，他由于積極能干，參與了合作社的早期組建，后來一直工作在商業系統。

我高考前，初選完以后，正趕上麥收季節，就去幫著割麥子。我從小就沒干過這種累活，父親說什么也不讓我干，此時剛好初選通知下來了，我選上了。父親高興地咧著嘴笑起來，扯下脖頸子上的那塊羊肚子毛巾，擦了一把滿臉的汗水，一下奪過我手里的鐮刀，“去去去，趕緊回家，抓緊復習功課去吧。”

高考完后，是漫長的等待。母親便領著我去算卦，算命老頭說我是吃國家糧的人，這下母親稍稍安慰了些。而父親卻顯得很淡定，說，考上就考上，考不上再去復習。接到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父親興高采烈地簡直像個孩子，從小到大，我還從來沒有見過父親這樣開心地笑過。“閨女考上啦！”見一個說一個，從村西說到村東，從清晨說到傍晚，那種幸福充盈著每一個細胞每一根神經。當時村里出了個大學生，是件很隆重的大喜事，那一年我們村就出了我一個，父親自然感覺臉上有光了。

給我記憶最深的就是體檢的時候，父親陪我去的。從我家到縣城，有十五公里的路，父親用自行車帶著我。半路上突然狂風大作、電閃雷鳴，瓢潑大雨澆得我們像落湯雞，父親很吃力地迎著風雨，艱難地行走，而臉上卻依然掛著會心的笑容。

我看著風雨中的父親，心里突然有一種說不出的酸楚，臉上不知是淚水還是雨水……

我要去的那個城市，離我家六百六十華里，坐火車要多半天才能到達。本來可以和同學一起去的，可父親說什么也不放心，非要親自送我去。很細心地將我的行李一一打點好，然后從他手腕上捋下他那塊心愛的上海牌手表，遞給我，我不要，他說，“你用得著，拿去吧。”

到了那里，因為我是第二天去報到的，學校接站的已經沒有了，父親就打了一輛小蹦蹦車，那人張口就要七元。要知道啊，我的火車票才六塊六毛錢，從車站到學校只有幾里路，他竟然要七塊！我說，不坐了，太貴！可父親二話沒說，價也不砍，從兜里掏出來就給了他。

我畢業后，很順利地分配到父親上班的那個單位。父親已經退休了，弟弟接了他的班，我家的日子一下子輕松了許多。父親是個閑不住的人，除了干完地里的農活，還和別人合伙做起了小生意。后來，我們堅決不讓他干了，想讓他享享清福，我家的院子里，父親種滿了各種蔬菜和花卉。勤快的父親，每天忙碌著，把這個家收拾得像個小花園。

天有不測風云，好景不長。那一年父親突然感覺右臂酸麻，去了醫院，說是血栓，治療了好長時間，仍不見好轉。我感覺父親越來越沉默了，不再像以前那樣，而是喜歡獨自呆在一旁，目光呆滯，言語也少了。感到病情不妙，再去進一步的檢查，結果出來了：腦部有三個病灶，多發性腦瘤，肺癌腦轉移！

醫生說，可以手術，但風險很大，建議最好保守治療。就這樣，一向很高大魁偉，體格健壯的父親，一天不如一天，由于腦部三個腫瘤壓迫了多處神經，視力越來越模糊，行動越來越遲緩，記憶越來越減退，思維越來越紊亂。到了后期，連我們也不認識了，那段日子，我們最痛苦最難熬，只能眼看著父親的生命，一天天消逝。

父親就這樣走了，沒有留下一句話，六十八歲那年，走完了他的人生。

這么多年，我一直忘不了，父親那開心的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