鬲國國都在禹城

文|李明華

2011年9月26日，由西北大學和山東大學聯合發起的“尋找古鬲國考古行動”研討會，在山東大學舉行，山東、陜西兩省的考古專家、文化學者和來自陜西臨潼、山陽兩地鬲氏后裔集中居住地的代表參加了研討會。陜西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廳長鬲向前和其女兒鬲江慧也是與會者之一，他們父女熱愛鬲文化研究，共同著有《鬲與鬲文化》一書。會議結束后的9月29日，鬲向前及部分與會專家到禹城市, 實地探尋了古鬲國遺址。

一

鬲國是上古時期的一個非常著名的方國。商周時期，有鬲氏族主要繁衍生活在禹城、齊河、濟陽一帶，活動范圍約1300平方公里，人口數字不詳。據傳炎帝、少昊時期（約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此地被封為鬲國，與禹息故城所疊壓的高國屬于同期的部落國家。

堯帝時，茫茫大地遭水淹，黎民百姓皆憂愁。舜帝攝政元年，大禹奉命治水。大禹授命之后，接受共工、鯀治水失敗的教訓，以疏為主，疏堵結合，不計一方一城的圍堵筑壅，而是采用大手筆，號召全民采用大水沖沙的辦法，利用水自身的力量，由高水位向低水位放水。大禹為實現治水方案，曾用７年的時間，在當時黃河的下游進行觀天文、察地理、識人情、興農、屯田、挖溝、修堤的活動。通過詳實的考察，大禹決定采用以山東丘陵與太行山相對的一線丘陵為堤堰、向海河流域放水的方案。在此實施方案過程中，大禹廣泛團結各氏族部落民眾共同奮斗，安排人們在有息土的地方屯居、興農。當時，有鬲族群也因水災正生活在困境之中，當得知大禹率軍進駐禹城治水之后，如仰天神，積極地接納且參與其中。

大禹初進禹城時，先是落腳于鬲國西南的鄰國——高國（有窮氏），有窮氏族首領皋堯熱情接待，并且共同籌劃治水。有鬲氏族得知后，首領親自前來迎接大禹，并在鬲國都城西10里的具丘山為大禹一行修建了一座城堡，作為大禹治水的前線指揮中心。明代翰林劉士驥在《禹跡亭記》中載：“禹臺（具丘山）在城西十里，高十仞，廣倍之，相傳禹所憩也”。前些年，在該遺址揀到石鏟、石斧、陶紡輪 、陶彈丸、蛋殼、陶片數十件，經檢測是龍山文化時期的器物。《禹亭碑陰》又載：“禹邑城西有臺，名曰具丘。禹疏九河嘗駐足焉”。由此可見，當時的有鬲氏族，對于治水是竭盡全力的。1977年2月23日，山東省革命委員會把具丘山遺址列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二

關于鬲國的起源遷徙、地理位置、社會發展、生存年代、歷史貢獻及其國都何在等問題，對此進行長期科學研究的山東省考古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張學海先生在《虞夏時期禹城歷史探索》一文中闡述道：“有鬲不在德州市德城區，而在南面不遠的禹城、齊河、濟陽一帶。……在徒駭河上中游地區，有三個相互毗鄰的龍山文化聚落群，自西南而東北依次為陽谷、梁山聚落群，茌平、東阿聚落群和禹城、濟陽聚落群。……上述三群的前兩群是兩個龍山古國已很清楚，禹城、濟陽聚落的聚落層級目前雖還不清楚，但群體年代屬龍山文化晚期，從龍山文化的整體發展水平考察，也可以初步確定是個龍山古國。陽谷、梁山聚落群是有虞氏，禹城、濟陽聚落群是有鬲氏，茌平、東阿聚落群國號未詳。”這樣，有關鬲國存在的年代及活動區域也就基本明了，就是在禹城、齊河、濟陽一帶，生存年代約在公元前2500－1100年間。

張先生還在文章中講到：“禹城、濟陽聚落群，位于禹城中部、齊河北部和濟陽西部，群內已知龍山文化遺址17處，其中禹城境內9處，8處分布在城關鎮及其周圍鄉鎮”。作為考古學界來講，發現半個縣城區域有９處龍山文化層，應該算是密集區，而這些數字與實際發現可能還相差甚遠。事實上，在幾千年的人類社會歷史發展中，不少出土文物，或為多種原因被人們當作碎磚爛瓦或晦氣之物扔掉了。不過，按現存的古跡、文物、資料分析，也足以證明禹城是龍山古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中心，禹城老城地下有龍山文化城，這就是鬲國國都，國都處在現禹城老城的地下４－６米處。

同為山東省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的王樹明先生，也在《禹城縣大禹治水傳說與考古發現尋繹》一文中提到：“種種跡象表明，近數十年來，以禹城邢寨汪遺址發現以炊具陶鬲為代表一類，在山東龍山文化晚期中出現此類外來物質，是夏遺融族有鬲一支，東漸此地建國后的物質遺存。……可以毫不夸張的說，斟姓二部及今山東禹城一帶有鬲氏，在太康失國、少康中興過程中，起了決定性作用。憑此一端，集中清楚地表明，在有夏初年或山東龍山文化晚期，今德州平原縣、禹城市的有鬲氏一國，乃有夏初年雄居于山東魯西北一帶一勢力強大的夏代王室同盟……原始社會晚期或夏代初年，居住在今禹城的有夏先民，曾有過治理洪水或與洪水進行斗爭的光輝歷史”。

山東大學博物館館長、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方輝指出，“鬲”與史料文獻記載及實物相結合得很緊密，鬲與鬲文化，既有早期文獻記載，又有相關考古發現相互印證，這樣的例子是很少的，對古鬲國的研究有良好的基礎。現在對古鬲國的存在以及地理位置已沒有異議。西北大學趙從蒼教授認為：鬲國、有鬲氏、鬲族存在了多久，有待討論，但它的確建立了具有政治結構的模式，具有它輝煌的歷史，是中華文明的組成部分。鬲國歷史上存在的區域，就是張學海先生所言在禹城、齊河、濟陽一帶，王樹明先生和張先生推斷基本一致，其政治經濟中心在禹城。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員曹定云先生，四川大學教授彭邦本先生，西北大學兼職教授、《鬲與鬲文化》作者鬲向前先生，也都多次發表文章，明確指出禹城區域是大禹治水的基地，是大禹治水、興農的成功之地；當地部落氏族有鬲氏、有窮氏積極參加了治水工程。此種觀點在當今史學界已經達成了共識。

三

禹城老城本是一座古城，曾是禹城縣城所在地，唐乾元二年由阿陽城（現禹城火車站西南陽城子村）遷入。當時，此地是本縣最高的土丘，丘底方圓達十幾平方公里，約高出本縣的平均地面10米以上。為避水患之故，故而選擇了如此高寬的土丘興建縣城。此處現仍高于本市平均地面６米以上。興建縣城時，此地有一村莊，是很有勢力的一個村落，因此長期居住在較為優越的地面上。根據該區域的高闊地形分析，上古時期，經常遭洪水蹂躪的人們，選擇高地建城堡是有其必然性的。

現古城周圍只見冢丘，不見城堡，更懷疑此地下有城池了。該地區屬黃河沖擊平原，在屢遭河水淹沒的過程中，地平面不斷升高，建筑物不斷被埋入地下。自唐代古縣城建立以來，每次重修都要抬高地面，因此地下的古城城堡是埋入較深的。地面上建筑物密布，地下水位常年較高，埋藏地下的古城堡被發現和挖掘也是較難的。1958年此地興起挖地瓜窖風潮，通常深度在５－６米左右，經常有人挖出陶器、骨器類。當時，正值極“左”風盛行，人們見此趕快銷毀，以免招惹麻煩。1990年前后，這里又時興打手壓機井，向地下鉆探時，在５―７米處常常會遇到陶礫片；有時地下還會急劇漏水，說明地下有人工空洞。據經常在此城區打壓水井的人講述，城下有密集遍布的陶片、石器。種種跡象表明，這里地下有建筑物群。分析起來，此建筑物群應該就是鬲國國都。

唐代建的古禹城縣城，南門名“禹跡”，東門名“祝阿”，北門名“都揚”，西門名“鬲津”。“禹跡”指此地有大禹治水足跡；“祝阿” 指此城源于祝阿縣；“都揚”是紀念祝柯古稱的（祝柯在東周時期又叫“督揚”，訛為“都揚”）；“鬲津” 是因臨近鬲津河、西門外有鬲津橋而命名，也說明此地近處為古鬲國中心。

四

大禹在治水、興農的過程中，體現了順天成道的科學精神、和諧團結的凝聚力、天下為公的崇高品德，從而形成了先進的思想文化。歷史證明，生存在禹城地面上的有鬲、有窮兩大氏族，是大禹先進思想文化的實現者。大禹先進文化的廣泛傳播，對于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有鬲、有窮兩大氏族是遠古時期的先進、文明的氏族，是中華民族初期形成的中堅力量。

有鬲氏族在參與大禹治水的同時，也治理了內河，在內河上修了多個碼頭、渡口，在具丘山下修了較大的碼頭，把內河取名為鬲津河。此河為當時的交通樞紐，也成為捕魚、澆灌、排澇的重要渠道。據《禹城縣志》（嘉慶本）記載，“……西石橋曰鬲津橋”。 此橋系指當年鬲國國都（禹城老城所在地）通往大禹治水指揮部——具丘山的必經之地。

有鬲氏族順應社會主流，是大禹治水的積極響應者，重點參與了徒駭、濟河、漯河、黃河、鬲津的治理，成為治水的主力軍。水患平息后，又在大禹指導下，開展了興農、紡織、制造、修建、養蠶、漁獵、牧養、編織、行醫、制藥等，逐漸發展成為文明、進步的部落國家。

五

有鬲氏曾是夏商和西周初期很強大的部落，但是自從周公滅鬲國后，有鬲氏的下落就鮮為人知了。

在古代，對戰敗國往往有三種處置方式，一是將其國貴族和民眾流放到偏遠荒蠻之地；二是讓戰敗國淪為子國，向其臣服納貢；三是滅國分割其土地財產，將其貴族集中到京師附近直接監控或貶為奴隸，其國民皆為奴隸。在這三種方式中，尤以第三種處置方式最為殘酷。由于鬲國對戰勝國危害最大，有鬲氏等諸國當年的叛亂直接威脅周王朝的統治地位，周的統治者非常痛恨，所以可能對有鬲氏采取了第三種方式。《逸周書?作雛解》中記載了有鬲氏在周公平叛戰爭中被俘的情況。“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畢。二年，又作師旅，臨衛政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凌。凡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俘殷獻民，遷于九畢。”這里的“俘殷獻民”，可能包括被俘虜的有鬲氏。鬲、民鬲，漢代古文字家稱之為“民獻”，今文字家稱之為“民儀”。儀、鬲古韻同入歌部，故兩字相通。古文字家因讀了別字，所以，把鬲字當作獻字。學者曉桐提出，《逸周書》中的“俘殷獻民”的“獻”字，大概也和古文學家把“鬲”當作“獻”一樣，讀了別字。此“獻”字當是“鬲”，即有鬲氏。“九畢”是指鎬京周圍的地方，包括今陜西臨潼、長安一帶，也是西周天子陵寢區，多為安置戰敗國貴族，周王朝派官員監督管理，使其為王室服役。周王朝為了防止有鬲氏再次聚眾叛亂，就將有鬲氏的王室由山東遷往周的京師鎬京附近。據《臨潼縣志》記載，在夏商時期，臨潼一帶很落后，人口也就幾千人，到西周后，人口突然劇增到2萬多人，想其原因，應該是周公將戰敗國有鬲氏等部落貴族遷到此地的原因吧。

由于有鬲氏全部被貶為種族奴隸，除了王室被集中到臨潼外，其他子民們就被發配到各地為奴了。數量在當時應該是很大的，以至于“人鬲”成了奴隸的重要組成，有的考古學者認為“鬲”是從事做飯的奴仆，有的認為就是普通奴隸，或者是奴隸的一個等級。西周初期的“矢令簋”、“大盂鼎”兩器的銘文，把有鬲氏作為奴隸的代稱。《矢令簋》 “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鬲百人。”《大盂鼎》“錫汝邦伯司四伯，人鬲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錫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甭千又五十夫。”這里的“鬲百人”之鬲以及“人鬲”，就是有鬲氏的子民。郭沫若在《奴隸制時代》，講到“鬲和人鬲就是古書上的民儀與黎民，儀、黎、鬲（歷）是同音字，鬲是后來的鼎鍋，推想用鬲字來稱呼這種自馭至于庶人的原因，大概就是取其黑色，在日下勞作的人被曬黑了，也就如鼎鍋被火煙熏黑了的一樣。”

所以，有鬲氏被滅國后，只有少量的王族被集中遷移到了臨潼，而其他民眾作為奴隸發配各地，有的從事做飯等勞作，有的也可能從事制造等其他工作，由于數量大、分布廣，周的奴隸主們逐漸將“人鬲”看作是奴隸的代稱，進而與奴隸互相通用，也就不難看出在周時許多金文和以后的古籍里將“鬲”通假奴隸的“隸”，也算是漢語發展的約定俗成。有鬲氏的子民們也就湮沒在全國各地了，沒名沒姓，沒有了自己的來歷。而遷往臨潼的有鬲氏王室相對待遇好一些，沒有被分散貶為奴隸，居住很集中，他們非常懷念故國，有著較強的信念，原本他們是屬于偃姓，但是為了懷念鬲國，就將鬲作為自己的姓氏傳承下來。就像秦滅六國后，許多六國貴族后來分別改姓了自己原來的國名“齊”“趙”等等。有鬲氏改姓鬲，應該是在遷往臨潼后，也有可能是到戰國時期秦國統治時代，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過渡時期。隨著社會發展、姓氏習俗的演變，有鬲氏王室后裔對家族的傳承符號有了新的詮釋，開始將有鬲氏確定為鬲姓。這也就是鬲國國都雖然在禹城，而禹城當今卻為什么沒有鬲姓的原因。

六

在洋洋中華大家庭里，“鬲”這個姓，很少見，有啥說法沒有？它是怎樣起源的、又經歷了怎樣的發展和演進過程？在中華民族姓氏大家庭里，它究竟占有怎樣的地位、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呢？一系列的問題，一直徘徊在鬲向前這名“鬲”氏后人的腦海里，由最初的好奇，逐漸發展到有心，再發展到有目的的、深入細致的研究。

鬲向前專門查閱了《百家姓》，里面沒有記載。《現代漢語詞典》里面標注“鬲”是多音字，姓氏和地名讀“ge”，古炊具和器皿讀“li”。看到這里，鬲向前又有了新的疑惑：“鬲”為什么有兩個讀音呢？二者有什么關系？青年時期，帶著一臉的書卷氣，他去請教陜西古漢語研究的專家，得到的解釋是：對鬲的讀音記載最早的是《說文解字》里讀“li”。可鬲向前卻覺得這個解釋也不是很有說服力。因為山東古代史上有條河叫鬲津河，傳說是大禹治水時命名的，說明那時候就讀“ge”了。

憑借深厚的古文化功底和刨根究底的科研精神，鬲向前遍訪學者，勘察遺址，研究實物，收集文獻，做了大量的研究筆記和史料收集。辛勤耕耘終于換來了豐碩成果。2009年，鬲向前攜手女兒鬲江慧用心血和智慧凝結成的專著——《鬲與鬲文化》問世了。

《鬲與鬲文化》是一部有關“鬲”這個重要禮器的歷史題材考古、研究的文史科學專著。該書以“鬲國”這個古老的部落方國為背景，以鬲和鬲文化的起源，各個時期發展變化的特點、社會功能、地位以及消逝的過程為主軸，歷史地、科學地作了具體生動的論述，它更像一部鮮活的鬲氏長篇傳記。鬲向前認為,在形成中華文明的過程中,有鬲氏和鬲國起了重要作用。有鬲氏發明了鬲,有了鬲以后,國人開始吃粥,開始用它煮飯、煮水,從茹毛飲血進入了熟食階段,從而使得中國飲食文化得以起源、發展。而鬲由食器慢慢演變成為一種重要的禮器,也成為研究中國遠古文明的重要載體。一個從遠古少昊時期（約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延續至今奇特的“鬲”姓氏部落，悄然隱藏于古都西安近郊而鮮為人知。更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幾千年來，這個血管里流淌著“古鬲國”王室貴族血液的名門望族及其后裔，不曾走出三秦大地。有鬲氏家族的后裔稱，他們的祖先“有鬲氏”在今山東禹城一帶幫助大禹治水，治水成功后，迅速發展壯大，成了夏代的一個部落方國。如今，這個以血緣凝聚、有著太多太多故事的鬲姓家族根繁葉茂，分枝延伸。《鬲與鬲文化》將“鬲”實物研究與“鬲”文化研究有機結合，系統闡述了“鬲文化”對中華文明的貢獻，在搶救和弘揚傳統文化上功不可沒。原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田成平評價說：“鬲被稱為中國遠古文明的活化石，是傳承文明的一個重要載體。”

七

2011年9月26日，由西北大學和山東大學聯合發起的“尋找古鬲國考古行動”研討會，匯集了陜西、山東對鬲文化研究的考古專家和古鬲國后裔，代表了國內研究古鬲國的主要專業力量。著名考古專家、山東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張學海，山東大學博物館館長、歷史文化學院副院長、博士生導師方輝，西北大學教授趙從蒼，西北大學兼職教授、鬲向前等專家學者，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記載研究出發，針對鬲國的地理位置、興盛滅亡、遷徙路線及其與中國國家形成的關系等學術前沿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進一步推進了對古鬲國的學術研究。

專家們認為，夏初古鬲國在山東禹城區域的確存在過并具有光輝的歷史。有鬲氏發明了鬲，并使其從最初的一種生活用具，慢慢演變成為一種重要的禮器。鬲被視為中國遠古文明的活化石，是傳承文明的一個重要載體，有鬲氏和古鬲國給中華民族的文化帶來了深遠的影響。作為古代特有炊器的鬲，對我國先民的日常生活有著重要意義，鬲文化對中華民族文化的發展也有著深遠影響。鬲向前、鬲江慧父女熱愛鬲和鬲文化研究，寫成的《鬲與鬲文化》一書，向人們闡釋了鬲和鬲文化是中華文明的瑰寶。研討會對古鬲國的探尋研究，有益于深化對我國古代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歷程的認識，有益于弘揚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有益于民族凝聚力的進一步增強。

（作者系原禹城市文聯主席）

（原稿刊載于2016年第一期《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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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 李玉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