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是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次大考。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常態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雙統籌”穩步走向“雙勝利”，彰顯“中國之治”生動實踐和顯著優勢。為進一步深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更好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動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中央網信辦與求是雜志社共同組織“中國穩健前行”網上理論傳播專欄，邀請思想理論界專家學者撰寫系列理論文章，在求是網陸續推出，敬請關注。
內容摘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進一步凸顯了我國生態治理體系的極端重要性。生態環境保護、生物安全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樣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組成部分。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堅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努力方向和重點任務，在這次疫情大考中得到了印證。同時，疫情大考更加堅定了綠色發展的決心和信心，充分證明了經濟發展不能以破壞生態為代價，生態本身就是經濟，保護生態就是發展生產力。
良好的生態環境是人民群眾健康的重要保障。生態環境保護、生物安全和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同樣是疫情防控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深入探索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之道，不斷深化對生態文明建設規律性的認識，形成了生態環境建設的根本指導思想——習近平生態文明思想。在這一思想指引下，黨領導人民開展了一系列根本性、開創性、長遠性工作，我國成為世界上第一個大規模開展PM2.5治理的發展中國家，擁有全世界最大的污水處理能力，全面治理江河湖海，大力度解決城鄉居民的安全飲用水問題、垃圾處理問題，發起“廁所革命”，等等。這些生態治理成效，為有效化解今年疫情暴發帶來的環境問題，阻遏疫情蔓延惡化，發揮了重要的安全保障作用。
疫情大考凸顯了高效的環境應急能力
疫情發生以來，感染性醫療廢物快速增長，武漢等疫情防控重點地區增速甚至高達50%以上。醫廢處置本身具有較強的專業性、復雜性、特殊性，作為消滅感染的最后一道關口，如管理、處置不當，很容易造成二次感染、病菌擴散轉移等嚴重后果。
針對醫療廢物暴增的嚴峻形勢，生態環境部及時成立應對疫情領導小組，加強組織協調，印發了做好疫情醫療廢物環境管理、醫療廢水和城鎮生活污水監管、生態環境應急監測、醫療機構輻射安全監管服務保障等一系列文件。同時，1月20日以來，每天調度全國各地醫療廢物處置設施運行和處置情況。疫情重點地區武漢市，高峰時期醫療廢物是平日的5倍以上。面對這樣嚴峻形勢，生態環境部迅速派出了工作組到抗疫一線，和省、市、區三級環保部門四級聯動，緊盯醫療廢物處理進展。針對武漢缺乏專業處理人員、缺乏處理設施和裝備的問題，緊急從全國13個省調來醫療應急處置專業人員140人，籌集日處置能力近80噸的39臺移動式處置設備，22臺垃圾轉運車以及口罩、防護服等一大批抗疫物資支援武漢。同時，緊急協調中國節能環保集團立即建設處置能力為每日30噸的武漢醫療廢物應急處置中心。多措并舉，武漢市醫廢處置能力從疫情前的50噸/天提高到了280.1噸/天，全國醫療廢物日處置能力相比疫情前增加了1220.0噸/天。
雖然經過不懈努力，醫療廢物處置實現了“日產日清”，但也存在短板。全國醫療廢物的處置能力的增加主要是來自移動設備和危險廢物焚燒設施協同處置。其間，垃圾焚燒設施也曾用來協同處置醫療廢物，這種處置方式在應急狀態下可以，但從長遠看，必須要建設規范的醫療廢物處置設施。2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加快補齊醫療廢物、危險廢物收集處理設施方面短板。2月24日，國家衛生健康委和生態環境部等十部門聯合印發《醫療機構廢棄物綜合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加強集中處置設施建設，在2020年底前，實現每個地級以上城市至少建成1個符合運行要求的醫療廢物集中處置設施；到2022年6月底前，實現每個縣（市）都建成醫療廢物收集轉運處置體系。相信通過這次疫情大考，我國的醫廢處置體系和能力將會進一步提升。
疫情大考凸顯了強有力的環境監測能力
健全生態環境監測和評價制度，是我國生態環境保護的一項基礎性工作，也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保障。
水源地的安全關系到百姓健康，關系到國家安定。疫情發生以來，確保各類地表水和地下水不受病毒污染至關重要。生態環境部用兩天時間出臺了《應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應急監測方案》，提出加強飲用水水源地水質預警監測，疫情防控期間，在飲用水水源地常規監測的基礎上，增加余氯和生物毒性等疫情防控特征指標的監測，發現異常情況時加密監測，并及時采取措施、查明原因、控制風險，切實保障人民群眾飲水安全。各地生態環境部門立即響應，迅速組建疫情防控監測工作組，成立應急監測突擊隊，加密監測頻次，增加監測指標，針對某些地方網絡上流傳的水質問題言論，用“真、準、全”的監測數據打消公眾疑慮，守護一方凈水。
事實上，我國從20世紀世紀70年代起就開展了生態環境監測評價工作，但由于長期以來生態環境監測事權主要在地方，各地區監測數據指標不一致，技術力量參差不齊，使得數據的科學性、權威性難以保證，尤其是難以適應統籌解決跨流域、跨區域等環境問題的監測。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高度重視生態環境監測工作，推出并實施了一系列制度性的改革創新。包括推進生態環境監測網絡建設、實行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制度、提高環境監測數據質量等一批重要改革舉措；按照“誰考核、誰監測”的原則，將空氣和地表水環境質量監測事權上收至中央；初步建成了陸海統籌、天地一體、上下聯動、信息共享的生態環境監測體系，國家層面形成了由1400余個城市環境空氣質量自動監測站、2700余個地表水環境監測斷面和1800余個水質自動監測站、1500余個海洋環境監測點位、近8萬個土壤環境監測點位構成的生態環境監測網絡，由國家級監測機構統一組織開展監測和運維，為生態環境保護工作提供了有力支撐。這些舉措有效保障了人民群眾對環境質量的知情權、參與權、監督權，強大的環境監測能力在疫情大考中經受住了考驗。
疫情大考凸顯了保障生物安全的極端重要性
將生物安全納入到國家安全體系，是關系人民健康、社會安定的重要舉措，也是關乎國家安全的重大戰略。一個國家如果出現生物安全問題，將會嚴重影響到民眾健康、經濟運行、社會秩序、國家安全和政局穩定。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生物安全問題已經成為全世界、全人類面臨的重大生存和發展威脅之一，必須從保護人民健康、保障國家安全、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的高度，把生物安全納入國家安全體系”，“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在如今高流動性社會背景下，病原體跨物種感染、跨地域傳播，造成新發突發傳染病不斷出現。近十幾年來，全球先后遭遇2003年非典疫情、2008年登革熱疫情、2009年H1N1流感疫情、2014年埃博拉出血熱疫情等，給世界各國民眾健康和經濟社會造成巨大損失。同時，外來物種入侵造成遺傳多樣性喪失、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也不斷加劇。據統計，我國幾乎所有生態系統都遭受了外來生物入侵，已確認的就有544種外來入侵生物，其中大面積發生、危害嚴重的達100多種。此外，生物武器研發屢禁不止，生物戰的威脅依然存在。2001年美國的炭疽事件，因涉嫌生物恐怖襲擊，雖然只有22例患者、5例死亡，但僅接受預防性治療的就達3萬多人，對經濟造成的損失無法估計。這些事實一再證明，生物安全的籬笆不扎好，造成生物安全風險的“黑天鵝”就會以意想不到的方式突然襲來，嚴重威脅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進一步凸顯了保障生物安全的極端重要性。生物安全涉及眾多領域，需要全社會各個方面相互支持、協同合作、全面配合。2014年4月15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明確提出“總體國家安全觀”的概念，即“要構建集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態安全、資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體的國家安全體系”。這是我們黨對國家安全認識的革命性提升。將生物安全納入到國家安全領域，使國家安全總體布局的內涵更加豐富、體系更加全面，有助于系統規劃國家生物安全風險防控和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提高國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
事實上，為保障生物安全、維護生態系統，這些年我國已經做了大量工作。在生物安全法律法規體系建設方面，先后出臺了《野生動物保護法》《傳染病防治法》等一系列與生物安全相關的法律法規；2019年10月，專門法律《生物安全法（草案）》首次提請審議。同時，也要看到我國在生物安全基礎理論、生物威脅監測預警、應急處置和科技支撐等方面仍存在不少薄弱環節。例如，生物安全戰略領域人才缺乏，理論指導作用不突出；法規制度和組織協調體系不夠完善，部門管理條塊分割，存在體制機制漏洞；公眾對關系自身健康和生存環境的生物安全問題認知不足,防范生物安全風險的意識淡薄，等等。補短板、強弱項對于筑牢生物安全的“防火墻”至關重要。
疫情大考堅定了綠色發展的決心和信心
疫情沖擊后的中國要怎樣發展？2020年3月，在復工復產的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來到浙江考察，走訪了安吉縣天荒坪鎮余村、杭州西溪國家濕地公園。他在考察中強調，“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已經成為全黨全社會的共識和行動，成為新發展理念的重要組成部分。在4月的陜西考察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再談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他說，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黨的十八大以來的實踐充分證明，經濟發展不能以破壞生態為代價，生態本身就是經濟，保護生態就是發展生產力。
今年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建設生態文明，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題中之義。正如兩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一次講話中所說：“不能一邊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一邊生態環境質量仍然很差，這樣人民不會認可，也經不起歷史檢驗。”讓生態文明促進高質量發展，讓綠色發展理念融入經濟發展方式。
理念成為現實，要有制度抓手。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用最嚴格的制度，最嚴密的法治保護生態環境。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動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進生態文明頂層設計和制度體系建設，相繼出臺《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生態文明體制改革總體方案》，制定了40多項涉及生態文明建設的改革方案，修訂環境保護法，從總體目標、主要原則、重點任務、制度保障等方面對生態文明建設進行全面系統部署。我國生態文明制度體系加快形成，已經建立起生態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生態文明體制中源頭嚴防、過程嚴管、損害賠償、后果嚴懲等基礎性制度框架初步建立。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從實行最嚴格的生態環境保護制度、全面建立資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態保護和修復制度、嚴明生態環境保護責任制度等4個方面，提出了堅持和完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的努力方向和重點任務。接下來，就是要將成熟的經驗做法及時上升為制度、轉化為法律，補短板、強弱項，將制度優勢更好轉化為治理效能。
綠色發展是理念，更是實踐；需要坐而謀，更需起而行。只要我們嚴格制度執行、久久為功，就一定能打贏污染防治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贏得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美好未來。
（作者：梁佩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