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樹環繞的董子讀書臺。記者郭慶萍攝
□郭付軍
編者按為深入學習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精神，進一步傳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唱響德州“德”字號城市品牌，今日起，本報推出德州董子研究院副院長郭付軍撰寫的《董仲舒“德”文化研究》系列連載，以饗讀者。
如果把董仲舒的全部理論概括為一個字，就是“德”。以德為先、以德行政、德主刑輔，是董仲舒社會哲學的思想主題。他運用陰陽學理論，從根源上論證了崇陽抑陰、尊德卑刑的自然正當性和社會必要性，是董仲舒現存文獻中，闡釋最充分、內容最完整的知識體系，廣泛應用于政治、經濟、社會生活、個人修養等理論的方方面面。除去唯心主義和帝王中心論的歷史局限外，其“德”思想的內核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為我們今天的行政事務和社會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參考借鑒。
關于“德”的本源性哲學認知：“陽，天之德也”
董仲舒的“陽德”思想來源于他的生活觀察，有著顯明的時代特征和地域痕跡，帶有十分典型的中原溫帶季風性氣候的影子。他出生在西漢的廣川國，即今天德州與衡水地區，后來到西安、揚州、高密等地出仕做官，他以中原溫帶地區的生活視角和天圓地方的地理觀念來觀察自然世界。春天，由南到北，天氣逐漸炎熱，他認為是陽氣在由南向北移動；秋天，由北到南，天氣逐漸寒冷，他認為是陰氣在由北向南移動。董仲舒在觀察四季更替、冷暖變化的過程中，進行了理性思考，他說：“天地之常，一陰一陽。”認為宇宙間有兩大勢力，一為陽氣，一為陰氣，他們的交替運行形成了季節的變化和作物的榮枯。
他認為，陽氣是天地間的建設性力量，對萬物發展起促進作用；陰氣是破壞性力量，對萬物發展起抑制性作用。因而得出了“陽德陰刑”“陽尊陰卑”的結論。他說：“陽，天之德也；陰，天之刑也。”進而他指出陰陽二氣有各自的性質特征：“陽氣暖而陰氣寒，陽氣予而陰氣奪，陽氣仁而陰氣戾，陽氣寬而陰氣急，陽氣愛而陰氣惡，陽氣生而陰氣殺。”他告誡君主，以德施政是上天的要求，也是實現有效治理的必由之路：“天之好仁而近，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天之任陽不任陰，好德不好刑”“（天）親陽而疏陰，任德而遠刑”“（天）尊德而卑刑之心見矣”“為政而任刑，謂之逆天，非王道也”。
董仲舒進而通過總結前世的歷史經驗，認為國家治理得好，是因為推行德政。他說：“國之所以為國者，德也……為人君者固守其德，以附其民。”是德政讓國家出現善治的局面。國君要堅定地把自己的仁德觀念推行下去，這樣百姓才能真心歸附，官吏才能端正自己的行為，實現有效的社會治理。所以，“以德為國者，甘于飴蜜，固于膠漆。”他理想中的盛世圖景是夏商周三代，吏治嚴整、政治清明，國力強盛、萬國來朝，輕徭薄賦、百姓晏安，教化大行、民風淳樸，原因是“三王之德，選賢之精”，三個朝代初期的有德之主，選拔任用賢才中的精英，如皋陶、伊尹、周公等，社會才出現了仁德深厚的美好局面。
他在強調陽氣的主導作用時，也看到陰氣的輔助作用。“刑反德而順于德，亦權之類也，雖曰權，皆在權成。”“權”是配合協調的意思，陽氣沒有陰氣的配合協調，也不能單獨發揮作用。“天之道，出陽為暖以生之，出陰為清以成之”“陰陽無所獨行。其始也不得專起，其終也不得分功”。一人一家一村一地一國的事業成功，是多方面力量的結果，絕對不是某一個人的功勞，“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陰兼功于陽，地兼功于天。”是矛盾雙方的共同作用成就了事物的變化，萬物的生成、社會的治理都是如此。
關于“德”的建設性價值導向：“猶春氣之生草木也”
董仲舒以德行政、反對刑殺的政治主張，是對西周“明德慎罰”、孔子“為政以德”和孟子“以德行仁”思想的繼承發展。比起法家的嚴刑峻法，儒家這種陽德觀念的應用，對于維護社會穩定，推動經濟繁榮和民生改善具有明顯的建設性價值導向。
今天，我們把這種陽德觀念稱之為建設性思維。建設性指維護和保證所涉及的對象向著前進的、完滿的方向進展，而不是以“促退”為動機，產生抑制作用。文德治國、休養生息的建設性價值更值得珍視和推崇。
從他“陽德陰刑”的理論出發，不管做什么事情，“猶春氣之生草也”，都要像陽氣催生草木莊稼一樣，不斷地孕育、謀劃，不斷地釋放能量、投放物質，慢慢地生長，連續地促進，終究會長成有用之材，建成可用之物，而不能像陰氣蕭殺萬物那樣，不斷摧折，造成萬物空寂。這就是今天我們所理解的陽德的建設性價值。
把這種思維應用到政治生活中，就是實施德政，具體要做到“上正而下教”，上正就是選擇有德君主，下教就是教育感化民眾。君主如果“顯德以示民”，就可以“化之以為俗”，從善如流，習以為俗，從而形成“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的可貴局面。對于民眾來說，“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民眾有追逐利益的本性，惡性發展對社會穩定會產生破壞性力量，但是可以通過教化來引導預防，防患于未然，而刑法則是懲罰于已然，相比之下還是教化的作用對民眾更為有利。于是他提出了“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在中央設立太學、在地方設立“學校之官”、各級官吏每年舉薦儒生人才等制度措施，推動了社會文明程度的進一步提升，可謂一言興邦，影響深遠。
古為今用，對優秀傳統文化的吸收和發展，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有機組成部分。落實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德州市近年來實施的一系列舉措，體現了對陽德建設性價值觀念的創新應用。從2023年政府工作報告來看，德州搶抓綠色低碳高質量發展先行區建設機遇，按照“三個高于”“五個走在前”“七個爭上游”目標要求，著力在科技創新等十個方面強力突破。開展產業培植、項目攻堅、科技創新等“六大行動”，推動經濟實現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這些舉措一定會將德州經濟文化建設推進到一個新的高度，給德州人民創造出更多更優的紅利、托起“穩穩的幸福”。
關于“德”的向善性實踐應用：“雨布施而均其德，王術之謂也”
以董仲舒的“陽德”觀念來分析社會生活和行政實踐，其中的向善性價值觀念與我們黨以人民為中心的執政理念非常吻合，不管是企業經營還是政府行政必須沿著向陽向善向好的方向推進，就會被社會民眾廣泛接受，路子越走越寬，事業日益壯大，否則，路子越走越窄，資源逐步枯竭，最后走向敗亡。
董仲舒認識到，要實現政權穩固、經濟強盛，就要以德政厚植政權穩固的社會基礎。古代中央集權國家賴以生存的錢、糧、兵，都來源于自耕農，重農抑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支撐了中國的君主政體。他以敏銳而深刻的社會觀察和歷史認知，提出了“調均”思想。“調均”就是國家運用行政、法律和經濟手段，干預和調控社會財富分配，防止貧富過度不均，政府的任務是要做到“使富者足以示貴而不至于驕，貧者足以養生而不至于憂，以此為度而調均之”。方法是“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所謂“名田”，即以名占田，在個人名義下占有一定量的耕地。“限民名田”，就是在承認土地私有制的前提下，通過限制地主的土地占有量，保證小農擁有一小塊足以養家糊口的土地，并以此來實現“塞并兼之路”的目的。這一思想原則是正確的，找到了社會分化動蕩的根源，也能達到解決問題的效果。
就企業經營來說，不管是對內還是對外，企業的發展沿著向善向陽的目標前進，發揮建設性作用，為社會生產可用、可觀、可體驗的產品或服務。這樣的企業發展就前途廣闊。
企業的向善性建設是沿著兩個維度發展的：一是開發產品和服務，二是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前者需要盡力而為，后者需要量力而行。因開發創新產品和服務發展壯大的企業比比皆是，不勝枚舉。一般看作是企業的本業本能，分內之事。而參與社會公益事業，則被看作副業、業余，分外之事。實質上，公益是社會財富的再次分配。飲水思源，企業的源在社會、水也來自社會。特別是企業越是發展壯大，占用和消費的社會資源也越多，需要承擔的社會義務也就越多，服務公眾事業自然也是分內之事。
就政府行政來說，近年來，德州市把推動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建立“我為群眾辦實事”長效機制，2023年上半年，民生支出占一般公共預算支出的81.3%，高于上年同期2.7個百分點。創新建立社會大救助體系，榮獲全國社會救助創新實踐活動優秀案例。耕地保護利用、醫改等工作獲得國務院督查激勵。獲批全省首批國家區域醫療中心。推動教育優質均衡發展，新改建中小學校15所、公辦幼兒園31所，新增學位2.5萬個。深入踐行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批示指示精神，市級領導班子成員常態化實行“單月接訪、雙月上線”，在市縣兩級部門（單位）創新設立群眾工作科或專人專崗，建立“一網統管、一辦到底”閉環機制。這些惠民利民的措施和成績，既能為群眾帶來可觀可用的便利實惠，也得到了群眾真心擁護和支持。
關于“德”的強制性措施保障：“除而殺殛（jí）者，行急皆不待時也”
人性的善惡問題，爭論不休，各有觀點。孟子說性有善端，“人之初性本善”；荀子說“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善是人性的偽裝、假象；董仲舒試圖調和善惡之間關系，“性有善質，而未能為善也”，他認為人性是一個善惡的復合體：“天兩有陰陽之施，身亦兩有貪仁之性”。仁政如果沒有刑罰的補充和支持，不可能成功，他說：“天之志，常置陰空處，稍取之以為助，故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他認為君主既要實行禮樂教化，也要“設罰以畏之”“畏之而不惡”。沒有刑罰的強制性約束，將無法節制人們的情欲，對違犯道德禮教的行為也無能為力。他說，司營這一官職的任務是“防滅其惡，絕源塞隙，執繩而制四方，至忠厚信”。刑法制度的作用是遏制人性之惡的膨脹發展，為社會有效治理保駕護航。
董仲舒特別重視考核對官吏的監督作用，他對前代考核方法進行了研究，通過獨立的觀察和思考，為當政者提供了一套完整的考核方法體系。注重實績是古今通用的一條考核原則。董仲舒說“攬名責實，不得虛言”，要傾聽群眾的反映，看看他的名聲好壞，更要考察實際政績，在實踐中檢驗官吏的治理成果和實際貢獻，絕不能用虛有的名聲來代替官吏的實際表現。以實績考核，也以實績定賞罰。“賞不空施、罰不虛出”“賞罰用于實，不用于名”“有功者賞，有罪者罰”，功勞多的就多賞，罪過多的就重罰。這樣，政府官吏就會各守其職，精心治理，各盡其責，認真自覺地辦好自己的事情，爭先恐后地為君主建功立業，而君主也能夠垂拱而治，輕松地治理天下了。
古今一理，在2023年德州市政府工作報告和2022年市紀委全會公報中，為保證社會治理措施的有效性，德州黨政機關堅決守牢發展底線，特別要守好安全生產、生態環保、金融風險、社會穩定等幾條底線；堅持全面從嚴治黨戰略方針，堅定不移將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進行到底，持續深化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懲治震懾、制度約束、提高覺悟一體發力，打好反腐敗斗爭攻堅戰、持久戰；堅持不懈深化作風建設，持續加固中央八項規定精神堤壩；深化整治群眾身邊腐敗和不正之風，維護好群眾切身利益；深入貫徹中央巡視工作方針，充分發揮巡察利劍作用；健全完善監督體系，推動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效能。這是對整個社會善行德治的有效保障和有力促進。
對于企業而言，強制性管理制度是企業的內部“法典”，是全體職工必須共同遵守的規范和準則。企業在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活動中制定的各種規則、章程、程序和方法，一經制定，就有了“法律”意義，必須認真貫徹，乃至強制執行。否則，就會漏洞百出，侵蝕消耗，走向敗落。
董仲舒是西漢一位與時俱進的思想家，《漢書》說他是當時的“儒者宗”“群儒首”：“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為儒者宗”“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后，六經離析，下帷發憤，潛心大業，令后學者有所統一，為群儒首”。他吸收法家、道家、陰陽家觀點，建立了一個新的思想體系，為解決當時的社會問題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決策參考，浸潤滋養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文風貌。在今天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的偉大民族復興進程中，深入研究董仲舒“德”思想，汲取傳統政治智慧，挖掘寶貴思想資源，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