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復旦大學歷史學和人類學聯合課題組發布關于曹操家族DNA研究最新成果,首次100%確定曹操家族DNA。課題組下一步還有更龐大的計劃,從三個層面立體地來做研究,一是中華民族形成史,二是中華家族史,三是歷史人物。堯舜禹、黃帝、炎帝是真實歷史人物還是傳說人物的研究都有了相當大的進展,中國的政治史也會因此大大地往前推進。
確定曹操家族DNA,破解三大歷史謎團,這種非常專業的學術成果,本已讓處于學術圈外的公眾半信半疑,現在課題組又如法炮制般研究起了堯舜禹及炎黃大帝,頓時引起質疑之聲一片:這種研究有什么作用、意義?專家們是不是吃飽撐的、閑得慌?
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復旦課題組宣布最新研究成果,學術界的聲音不多,反響最強烈的是公眾和媒體。最有資格發聲的人群聲音微弱,作為“門外漢”的公眾反而表現得更積極,這一方面說明專家的公信力大不如從前,遭到了民眾“習慣性質疑”,另一方面也說明在人人都擁有話語權的時代,再專業的學術研究也要經受社會民眾的審視和考驗。
但,隔行如隔山,評價學術研究不是一般社會民眾所能做的事,尤其是在跨學科的研究領域,公眾掄大棒式的批評和媒體有意無意的炒作,對研究者是不客觀的、不公平的,也不是學術的福音。就拿首次100%確定曹操家族DNA來說,相關論文已于今年上半年在國際著名學術雜志《人類遺傳學報》上發表,得到國際認可。
公眾和媒體參與學術研究的方式應當是對科研經費和學術腐敗的監督,讓寶貴的資金真正用于科研上。中國科協調查顯示科研資金用于項目本身僅占40%,大量科研經費流失在項目之外,連科技部部長萬鋼都感到“憤怒”、“痛心”。不去關心科研資金的嚴重流失,而去指責科研本身的“作用”和“意義”,是舍本逐末的做法,不值得提倡。
一個基本常識是,我們不能拿功利思維去衡量學術研究,“有用沒用”從來都不是衡量學術的標尺。“術業有專攻”,有的研究側重實用,推動當下經濟社會發展;有的研究側重理論,為科技發展、文明進步提供基礎支撐。若按照功利思維來講,發現“上帝粒子”有什么用?更重要的是,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迥異,用功利思維厚前者薄后者,是無知的表現。
□本報評論員陳廣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