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馮友蘭說，中國的文化就是儒釋道。按照這個排序，用的文化自然成了主流，無用的文化被邊緣，也在情理之中。眼下的時代，無疑是用的文化興風作浪的一種后果：急功近利，日新月異。蕓蕓眾生，恐怕也一時難以擺脫“窮則思變”的漩渦。
??? 窮，意味著無，意味著一個人的觸底反彈。古人云，“君子固窮”，“文章憎命達”。這樣的表述，便將窮當成了立人、立文的標尺與動因。用現在的話說，“貧窮而聽得風聲，也是好的”（英國詩人賴特語）。前不久，山東省第三屆泰山文藝獎（文藝創作獎）圓滿落幕，德州的小說榜上無名。有朋友問我，何故？我不假思索地回答，無用。朋友以為我在罵人，接著又問：難道德州的小說家沒有才華？我說，不是。恰恰是他們的才華過高，抑制了其對小說本體的思考。
??? 眾所周知，中國的白話小說成熟于宋元話本。起步于地攤、傳帶于說書人的小說，在國人的心中，一直就是個接地氣的物什。小說之用是為器，小說無用乃為道。小說，小說，一個“小”字，一個“說”字，即將小說這一文體質的規定性說破了。翻檢德州的小說，大多存有兩種情狀：要么是不會說，要么是說大了。后者主要表現為，寫作者總是喜歡將小說的篇幅越弄越長，試圖以規模取勝。俗話說，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小說的寫作何嘗不是呢？小說的體量上去了，單靠純粹的敘述，不僅不可持續，而且時刻得想著變臉。變臉之一，就是講道理。講道理不可怕，可怕的是道理講得多了，小說便成了“醒世通言”，有些曲徑通幽砸政工師飯碗的嫌疑。就此而言，小說相較于詩歌，其用的功能還是比較強的。再說前者，人們一提小說，似乎就以為是講故事。其實，講故事固然是小說的主要任務，但終究不是小說的歸宿。小說的本旨是說，至于說的有意義，還是無意義，關鍵要看結構的臉色。
??? 事關有意義的說，小說家們比較容易達成共識；而針對無意義的說，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在各執一端的主謀下，當下的小說便出現了如下面貌：一是景物描寫越來越少了；二是心理活動刻劃越來越看不見了。常見的是情節迅速的奔跑與追逐，有時這件事兒還沒說清楚，趕忙開始說下一個事兒了。那么著急，仿佛不趕快說，一會兒就仿佛再也見不著似的。這樣以來，說的密度大大增加了，甚或到了密不透風的地步。置身這樣的境遇，讀者見了也會胸悶憋氣。老是透不過氣來，讀者能在此地久留嗎？事實上，小說的說，應松弛有度。那么，如何松下來呢？小說家們一個個眉頭緊鎖，抓耳撓腮，似乎沒了招。果真走投無路了嗎？也不是。松下來之于小說家，只是一個敢不敢和樂意做不樂意做的問題。術就在手邊。這便是無意義地說。無意義地說，怎么個說法？招數很簡單：就是敢于用閑筆。閑筆，說白了就是打岔，就是取消了與故事的對話，好象一個人自說自話，又好像一個人裝聾作啞。其好處在于，它能讓小說的整體節奏慢下來。慢，之于小說的寫作，也是一種智慧。慢，能使有意義的東西變得無意義，也能讓無意義的東西變得有意義。從這個層面看，慢功不但出巧匠，而且還會出花活兒。
??? 閑筆用多了，不禁有人擔心了：這會不會損害小說的品質？其實不然。任何藝術貴在虛實結合。就小說而論，馳就是實，松就是虛。一體兩面，各司其職。正如頭發是人的第二張臉，長和短不是要害，有和無方為根本。由此便知，德州的小說寫作者可能受主流意識的漫灌慣了，一時半會兒還不想從加法的運算中走出來。提筆就寫，所寫的小說不僅寫實，而且泥實，幾乎與所見的事實拉不開距離。這樣做，一方面嚴重悖離了文學系虛構之謂；同時也是對小說無用之用的實質性傷害。無用之用，就是敢在自己的小說里弄閑玩兒，甚至通篇廢話，無意義言說的效果，才會成就小說的第二張臉。國人的臉不是那么好要的，國人小說的臉也是如此。德州的小說寫作者，務必堅信：只要說，不停地說，就一定能說出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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