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五年底，我帶著行李到檢察院報道上班了，這次檢察院招入了四名同志。院里為我們召開了歡迎大會，領導講話中說我們四人是檢察院恢復成立以來，第一次在社會上公開招考檢察干部，我們幾名高中生是院里學歷比較高的。記得當時檢察院有五十幾名同志，檢察院恢復重建時，從公安、法院轉來幾人，從其他單位抽調來幾人，其余的都是清一色的轉業軍人干部，他們脫下軍裝穿上檢察服，形象改變不是很大，但業務工作卻有著不少的挑戰。檢察院里女同志只有兩名，這似乎與那個年代的公檢法工作人員，天天風里來雨里去與犯罪分子打交道有關的原因吧！那一時期，公安局、法院、檢察院的女同志是鳳毛麟角，是比蔥花還香的花，這兩名女同事說是檢察綠中一點紅，不為過也。

還記得我的工作證編號是五十一號。工作證，在那個年代是非常必要的，沒有工作證好像是寸步難行。特別出個遠門、買張火車票，都是需要工作證的，就像現在的身份證一樣。檢察院的工作證是有上級機關制發的，這比一般部門的工作證又有些不同。后來才知道，檢察干部調查取證除了單位介紹信，工作證才是最好的身份證明，也是檢察監督執法活動的重要憑證。

八六年的春節過后，我和兩名老同志，到離小城四十公里外的一個鄉鎮的村莊去包村。這是我離開家鄉近十年的光景后，又一次的來到鄉下駐村。當時包村工作的任務，現在記不清了，只知道整天在村里，今天到這家明天到那家去談話，詢問社員們對村里的發展和土地責任承包制有什么建議和經驗。我們吃住在鎮府駐地的一家小旅社里，每周回來一次。所包的村離駐地有七八里地的樣子，每天步行到該村，上午去的時候我們自己買著鍋餅或饅頭咸菜等食物，中午吃飯的時候，與村干部一家一塊吃飯。記得那時村干部家里也不是天天的吃白面饅頭，多數的時候是窩頭咸菜和棒子面粘粥，我很多的時候搶著吃上一塊窩頭，把帶去的鍋餅或饅頭留給村干部的孩子。就這樣我先后在村里工作了三個多月的時間，與這些村干部成了好朋友。2016年全村搬遷到新社區住上樓房的時候，當年相熟的村民們還邀請我去做客，參觀了他們的社區和新農村的變化哩！

包村回來后，為被分配到當時的法紀檢察科，也就是現在的反瀆職侵權檢察局。因為院里沒有更多的單身宿舍，我就吃住在辦公室的里間里。這一年檢察院在全縣開展了打擊經濟領域犯罪的活動，應該說這是檢察機關恢復重建以來辦理貪污腐敗犯罪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一年。檢察院在黨委、政府、人大等部門領導監督下，開展的這一場打擊經濟犯罪活動，連續三年在棉花系統查辦貪污、受賄等犯罪案件200余件，在全縣社會中引起了強烈的反響。檢察院也從最初的默默無聞，成為名聲大振的部門。有為才有位，檢察院就是最好的寫照。在那一年，檢察院立功受獎的檢察人員有一半以上，我們幾名剛參加工作的年輕人也有幸獲得了一枚三等功的獎牌。八七年后我主要在法紀檢察科工作，那幾年辦理很多的“三非案件”、玩忽職守案件和重大安全責任事故案件，為受害的群眾伸張了正義。我所在的科室也多次受到最高人民檢察院的表彰，分管法紀工作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張穹還到小城檢查指導檢察院的工作。當年檢察院，人少、交通工具少，每年還能辦理那么多的案子，現在想想就讓人嘆服啊！

九十年代初期，檢察院在原址上修建了兩千多平米的辦公樓，盡管只有四層，在當時也應該是小城的地標性建筑。九四年的時候，我到法律政策研究室工作，從此開始了與文字打交道的工作。研究室那時的主要任務是辦理上級和黨委部門的上傳下達的各類文件，起草和撰寫單位總結、工作報告，我還負責院里的信息簡報以及對外的宣傳。應該說這一時期對我來說，是一個沉淀的時期，做文字工作，肚子里沒有點貨那是肯定做不好的，咱沒有別的辦法，只好從最笨的法子做起，閑暇的時間閱讀了大量的書籍，特別像魯迅先生的經典文集都認真的讀了一遍甚至幾遍，訂閱了好幾份雜志。直到現在我依舊訂閱《讀者》，算來都有二十多年了。功夫不負有心人，除了在完成公文寫作之外，撰寫的宣傳文稿，也是不時見諸報端，不僅增加了收入還增加了些許的知名度。只是煙抽的比較過分了，現在戒煙近十八個年頭了，煙漬依然在牙齒上沒有消失，這也可算作為對那個時期的見證吧！

九十年代末，在檢察院的控告申訴檢察科工作。這一時期，好像是農村各種矛盾集中爆發的時期。每天到檢察院控申科上訪的群眾也是絡繹不絕，我的工作就是接待群眾來信來訪，根據領導的安排也排查一些輕微的群眾上訪的案子，但更多的是與黨委、政府的協調配合工作，處置一些越級或群情激奮的上訪案件。幾年來，我幾乎走遍了小城的村村落落，對一些出了名的上訪村或有苗頭的上訪村，做到了如指掌，得到了領導的重視和認可，所在的科室連續八年受到黨委政府的表彰。

檢察院的監所檢察科是檢察院內設機構成立最早的科室之一，這或可能源于人們受對古代監獄黑暗的認知的影響吧。零七年，我在監所檢察科工作。這項檢察工作，監督著看守所和齊州監獄刑罰執行，不做這項工作，不知道這項工作的難處和不易。社會上流傳著很多說法，犯人在監獄里是有期徒刑，而這些管教干部才是無期徒刑。當然此說法是過分了些，說起他們工作的辛苦，我還是知道的。盡管我在這個部門不足兩年的時間，但是在這段時間里，家里的電話、手機二十四小時沒有關過，也曾多次在凌晨兩點多趕到四十公里以外的監獄，處理意外發生的各類事故和緊急情況。也曾連續四個多月的時間，在監獄里與管教干部同吃同住在監獄里，有苦也有甜。

步入二十一世紀的前十年，是檢察院規范化、信息化建設發展最迅速的十年，電子化、無紙化辦公，已成為檢察官們辦理案件的工作常態。我從食指的“一指禪”打字，到后來的能熟練應用電腦，并成為同年齡段的打字高手，直到現在還在使用電腦完成文稿，應該說是得益于信息化的飛速發展。零九年初到現在，我又回到法律政策研究室工作，主要從事單位對外宣傳工作，每年撰寫宣傳文稿二百余篇十幾萬字，為檢察工作的鼓與呼盡了一點綿薄之力。

檢察院恢復重建四十年，機關的發展與改革開放同頻共振四十年，我在檢察院工作近三十五個春秋，從一名普通的高中生，成長為一名四級高級檢察官，可以說是親身見證了時代的進步與輝煌。在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年暨檢察院恢復重建四十年的大會上，我還獲得了在檢察院工作滿三十年的檢察榮譽證書和紀念章，共和國不會忘記、檢察院沒有忘記。

四十載的風雨兼程，四十載的激濁揚清，人間正道是滄桑。波瀾不驚的歲月，讓我從滿懷夢想的青年，駛入寧靜致遠的中年。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我會努力的見證中國夢的實現。

□ 姜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