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 ”這兩句贊頌毛主席的詩（詞），我一直以為是郭沫若先生的“版權”。近日看到有關資料，原來是出自山東大學教授高亨先生之手。讀了高亨教授的全篇詞作，聯想到高亨教授的易學專家身份，感觸良多。高亨先生這首詞的“完整版”如下：
水調歌頭高亨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眼底六州風雨，筆下有雷聲。喚醒蟄龍飛起，掃滅魔焰魅火，揮劍斬長鯨。春滿人間世，日照大旗紅。
抒慷慨，寫鏖戰，記長征。天章云錦，織出革命之豪情。細檢詩壇李杜，詞苑蘇辛佳什，未有此奇雄。攜卷登山唱，流韻壯東風。
高亨，1900年生，吉林人，我國著名的易學大師。我之所以對高亨感興趣，一是因為他的易學家身份，我見到的第一本《周易》就是高亨先生所著的《周易大傳今注》；二是見到這本書時我正在云南當兵，得知高先生是山東大學教授，我作為山東人，并且家鄉距山大所在地濟南只有咫尺之遙，自然有親切之感；三是當時我正在考慮把研究《周易》作為第三業余愛好（第一業余愛好是文學，第二是書法）。雖然我后來研究《周易》并沒有“師從”高先生（我“師從”的是吉林大學的金景芳教授和他的助手呂紹剛先生），但我通過初步讀《易》就得知高亨先生在易學界的地位很是不一般。
據有關資料，高亨先生填的《水調歌頭》一詞，1964年初發表在山東大學的著名刊物《文史哲》1964年第一期上。高亨先生這一詞作之所以填于此時，一是因為1963年10月至11月，他參加了在北京舉行的中國社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第四次委員會擴大會議，會議期間受到了毛澤東主席的接見。 在接見與會人員時，時任中宣部副部長周揚向主席作逐一了介紹。介紹到高亨先生時，周揚說：“這是山東大學的高亨教授。 ”主席握著高亨的手說：“久仰大名，你寫的有關中國古代哲學的書，我看過，多有新見。 ”接見后，周揚對高亨說：“毛主席愛看你的書，回去后選幾本，我轉交給毛主席。 ”回到濟南后，高亨遵照周揚的囑咐，把自己寫的《諸子新箋》《周易古經今注》《周易雜論》等6本書一同寄往中宣部，由周揚轉呈毛主席，并附一信。二是1964年一月，《人民日報》發表了毛主席的十首詩詞。在組織學習討論時，高亨在會上朗誦了自他寫的歌頌毛主席及其詩詞的《水調歌頭》一詞。這乎詞就刊登在山大刊物《文史哲》第一期上。因為大家普遍反映這首詞寫得好，高亨又寫信給毛主席并附上他寫的《水調歌頭》。兩個月后高亨收到了毛主席的回信，稱“高文典冊，我很愛讀。 ”后來，“文革”開始，高亨也受到批判并參加體力勞動。經毛主席干涉，把高亨調到北京中華書局，使他得到保護。
我感興趣的不是高亨先生和毛澤東主席的這一段相識和書信往來，而是他作為一個易學專家填寫的《水調歌頭》一詞。詞中雖然沒有多少艱深的用典，但也充盈著一個學者少有的磅礴之氣。開頭兩句就出手不凡：“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 ”這是稱贊毛主席熟稔中國歷史和有軍事戰略家的胸襟。當時，贊頌毛主席的文藝作品，雖然沒有文革時期那樣泛濫，但也已經相當多，但是對毛澤東熟悉的中國歷史和軍事指揮藝術，還沒有如此高品質的文學表達。這兩句詞，后來被誤認為是毛主席手筆，我則誤認為是出自郭沫若之手。為什么認為是出自郭氏呢？一是因為郭是著名詩人，與毛主席在詩詞方面多有唱和；二是因為讀過一篇題目為《胸中自有雄兵百萬》的文章，說是是在解放戰爭時期，黨中央和毛主席撤出延安之后，身邊只有很少部隊，但在不斷轉移陜北中，指揮全國各個戰場上的數百萬人民解放軍取得一個個重大勝利的歷史，印象非常深刻。因此，當看到“胸中百萬兵”一句時，就判定這詞不是毛澤東本人所寫，而是另有其人。但是，這開頭兩句號，確確實實有先聲奪人之藝術感染力。清人李漁說：大凡詩詞戲文，“開卷當以奇句奪目”。（李漁：《閑情偶寄》）高亨先生《水調歌頭》的開頭兩句，就是這種奪目的“奇句”，一下子就讓人記住了。
在《水調歌頭》一詞中，上闕是贊頌毛澤東其人，下闕則是稱頌他的詩詞。“抒慷慨，寫鏖戰，記長征。 ”這是實寫。熟知毛主席詩詞的人都了解，毛主席寫的如高亨先生說的這三方面的詩詞隨便就能舉出其代表作：“抒慷慨”——《沁園春·雪》；“寫鏖戰”——《西江月·井岡山》；“記長征”——《七律·長征》。這說明高亨先生對主席詩詞是熱愛有加、非常熟悉的。在詞的下闕，高亨先生把中國古代詩人與毛澤東好有一比。他提到了四個代表人物，李杜，唐代大詩人李白、杜甫，蘇辛，宋代豪放派大詞人蘇軾、辛棄疾，他們的詩詞佳作，與毛主席的詩詞比起來，也沒有毛主席的“奇雄”。最后，高亨先生表達了填詞時的心情：“攜卷登山唱，流韻壯東風”。這種發自內心的贊頌，使人感到非常自然。
我作為一個易學愛好者，面對《周易》文本時，經常想到一些與之相關的問題，就是毛澤東作為文史大家和哲學家，他對《周易》這本書是怎么看的？透過他和高亨先生的相識和書信，再一次證明，毛主席百分之百讀過《周易》。可是，從現有的文獻看，他竟然沒有明確提到過《周易》，這是一個謎。《周易》作為中國古典哲學的重要典籍，被稱為“群經之首”，它是儒家哲學的源頭，也是中國哲學辯證法的源頭。作為中國現當代哲學大家的毛澤東，怎么可能不從《周易》汲取哲學營養？再說高亨教授治《易》的思路與眾不同：許多人都把《周易》的經、傳部結合起來研究（筆者也是把經、傳結合起來學習研究的），而高亨先生則是把經、傳分開來研究的。毛主席對此是怎么看的，目前尚無任何信息透露出來。作為一個《周易》“鐵桿粉絲”，我希望能讀到這方面的信息。
高亨教授于1986年逝世于北京，享年86歲。雖然晚年他是在北京度過的，但他的易學大師的身份是在山東大學奠定的，所以人們一說起高先生，首先記起他是山東大學教授；而山東大學也因高亨先生在此執教十余年奠定了當代易學研究的堅實基礎，迄今仍是中國當代易學研究的高地。
光陰荏苒，一切都成為了歷史。當我談及高亨先生與開國領袖那一段佳話時，因我學易，我會首先想到高先生是易學大師；又因我愛文學，接著我會記起那兩句詞：“掌上千秋史，胸中百萬兵。”我想，在文學史上，多少詩人想留下一兩句詩就十分不容易，而高亨先生作為治易的大學者，而并非詩人，卻不意間卻留下了兩句詩（詞）讓人記住，不由得使人深長思之。
【附記：2018年12月26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誕辰125周年紀念日，特整理此文，以表微意。】□ 華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