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文彬（1916.10—1938.3），原名余士珍，河南省息縣臨河店人，中共黨員。歷任共青團北平市委書記、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干事、大學部書記、魯北特委書記、冀魯邊工委書記。領導創建了冀魯邊抗日救國軍及樂陵、慶云、無棣抗日民主政府。
　　于文彬1916年生于地主兼鹽商的家庭，先在家鄉讀私塾，后就讀于臨河鄉高等小學、開封省立第一中學。 1927年，臨河店發生了黨領導的“抗稅”斗爭，使他受到愛國救民的思想熏陶。 1932年，考入焦作私立中學高中部，后被選為焦作中學學生自治會主席。當時，擔任國文課的老師李常青（當時名叫李耀先），是中共焦作中心縣委書記，經常在課堂上講授抗日救國的道理，介紹一些進步讀物。在中文老師李常青的引導下，他閱讀了《鐵流》、《母親》等進步書籍。開闊了視野，逐漸看清了國民黨的反動本質和革命事業的光明前程。受老師的影響，他進步很快，在黨團組織的幫助下，發起成立了讀書社。 6月份宣誓加入了共產主義青年團，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4年秋，經焦作地下黨支部書記陳荻羅介紹，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他利用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職務的條件，領導和組織各班同學出墻報、演話劇、散傳單，宣傳抗日救國主張，揭露蔣介石的賣國罪行。通過這些活動，使許多青年走上了革命的道理。
　　1934年10月，焦作地下黨組織遭到破壞。 11月，他離開焦作到了北平，開始了新的戰斗生活。李常青（李耀先）1935年系中共河北省委駐北平特派員。于文彬到北平后，租住在鼓樓附近的集賢公寓。李常青安排他進入華北學院“讀書”，以學生身份作掩護開展革命工作，化名余振芳。為了求得家庭的救濟，以在北平上學為名，讓其父及時寄給生活費。他拿到錢后，總是將錢用于革命活動，或幫助生活困難的同志。后來，父親得知他在北平的活動，極為惱怒，斷然停止了經濟上的支持。此后，生活極為艱苦，但他立志革命，從不叫苦。
　　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時，按照黨組織的決定，他參加了東北大學的游行隊伍，喊出了“停止內戰，一致對外”、“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口號，還同反動軍警展開搏斗。
　　1936年4月，和關山復等組成新一屆共青團北平市委，他任書記。 5月，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撤銷了白區的團組織，他也于同月轉為中共黨員，并任中共北平市委組織部干事、市委大學部書記。
　　1937年1月，不幸被捕。在獄中，他倍受折磨，但始終堅貞不屈，仍利用一些機會做黨的工作，鼓勵一些被捕的同志堅持斗爭。同年7月27日，由于他的耐心教育，一位看守將他扮成獄卒，放出了監獄。
　　1937年8月底，經天津、青島，輾轉月余到達濟南，在平津同學會國際部工作。1937年10月，北方局將河北省委領導的津南工委所屬津南鐵路以東黨的工作交給山東省委。中共山東省委遵照劉少奇的指示，決定開辟冀魯邊區的抗日工作。到達冀魯邊區后，于文彬根據斗爭形勢和任務，成立了魯北特委（亦稱魯北特工委或冀魯邊工委），于文彬任書記，馬振華任組織部長，趙明新任宣傳部長，邸玉棟、邢仁甫、崔岳南、范普權、杜布舟、周凱東任委員。
　　他爭取和改造了一些掌握在愛國人士手中的地方武裝，成立了游擊小組，并收集國民黨散兵游勇遺棄的槍支彈藥，向土豪劣紳借槍、募捐，擴大力量。在鹽山、樂陵、寧津、慶云、無棣等地舉行抗日武裝起義，組織了“華北民眾抗日救國軍”，任救國軍政治部副主任。他針對救國軍中人員混雜，黨的力量薄弱的情況，重點抓了黨的組織建設。先在各連隊發展黨員，建立黨支部。10月底在鹽山縣劉集村主持召開會議，于文彬慷慨陳詞，選舉了救國軍司令，挫敗了崔吉章的陰謀活動。 1937年11月在楊小營召開會議，為解決部隊生活處境困難問題，確定接受“三十一支隊”番號。他工作深入，注意啟發廣大干部、戰士的革命覺悟，使部隊屢建戰功，發展成為冀魯邊抗日武裝的主要力量，為開辟冀魯邊抗日根據地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
　　1938年2月9日，于文彬在鹽山抗日前線指揮戰斗時，因碰落參謀張青海放在桌子上的手槍不慎走火，被子彈擊中頭部。1938年3月3日，因頭部傷口感染，年僅22歲的于文彬在崔口村犧牲。于文彬既是優秀的黨務工作者，又有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貫徹黨的黨的統戰政策和游擊戰略戰術，使救國軍擺脫了困境，打開了局面。于文彬犧牲后，邊區工委和部隊在慶云縣板營鎮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
李玲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