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程先利散文集《小時候的老電影》寫下的閑言碎語

□邢慶杰

與先利兄相識，已經28個年頭了。

第一次和他見面，是1994年的初夏。但在此之前，他的大名已像春雷般在我耳邊炸響多日，早有結交之意，只是苦于沒有機會。那時，在我老家的那個小縣城，有一大批追逐文學夢想的文學青年。一次，縣文化館召開業余作者座談會，竟然去了100多人，原定于在會議室開會，只好臨時挪到了大禮堂。業余作者人數雖多，但文學水平都處于初級階段，連一個能在省級正式文學期刊發表作品的也沒有。在一次會議上，一位文化界的領導承諾，你們好好寫，誰要是能在《山東文學》發表一篇小說，我想辦法把他調到文化館，搞專業創作。我們那一批業余作者，大多數是農村青年，還有一小部分雖身在縣城，但沒有正式工作，都想依靠文學躍上“龍門”的。這個承諾，讓我們熱血沸騰，點亮了像我這類農村青年的希望。但是，在《山東文學》發表作品，就我們當時的寫作水平而言，還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沒想到，不久就聽一位文友說，國棉廠的程先利在《山東文學》發表了一篇小說。幾天時間，消息就傳遍了縣城文化界，大家見面，幾乎都在談論這件事，這就使我產生了要結識他的想法。但是，文友中認識他的人還不多，問了幾個，都與他沒有交往。正為此郁悶，他卻自己送上門來了。

那是1994年的4月份，我由德州地區文聯田毅老師推薦，剛剛到禹城市運輸公司辦公室工作。一天上午大約10點鐘，他忽然闖進我的辦公室，進門就問，你是邢慶杰老師吧？雖是第一次見面，但我一下子就猜出了他。他留著小平頭，整個人干凈利落，精神抖擻。我一下子握住了他的手說，程大作家，可算見到你了！當天晚上，他在國棉廠的二食堂擺了一桌，聚集了10多位文友。一場酒喝下來，我們就有了“臭味相投”的感覺，彼此之間再不拘禮。我們認識不久，他就調到禹城市文化館文學部，有大量的時間從事文學創作和活動。那段時間，雖然我們口袋里的錢很少，但總能因陋就簡，弄幾個菜，坐在一起“吹吹牛”，談談文學，有時也正兒八經地交換著看看作品。那一年年底，我的短篇小說第一次登上了《山東文學》，這極大增加了我的自信，覺得上省級刊物并非遙不可能。我想，這與和先利兄等文友之間的交流不無關系。

先利兄長我5歲，正式的場合，我們互稱“老師”，當然，這里面夾雜著九成戲謔的成分。喝酒喝到高興的當口兒，他直呼我的名字，我喚他的小名“利子”。我們經常當面互相揭短、諷刺、挖苦甚至極力貶低打壓對方，但在背后，卻一直互相維護。尤其是在文學創作方面，都盡力幫助對方。1996年，他有一部短篇小說接到了《歲月》雜志的通知，要求他修改。他放了好長時間，卻怎么也找不到感覺，就交到我手里，讓我放手來改，算是我們共同創作。我認真地把那篇小說做了修改，把它寄回了《歲月》編輯部。不久，這篇標題為《苦果》的短篇小說就署我們兩人的名字發表在《歲月》1996年第10期。

1999年春天，我離開老家，來德州工作。我們離得遠了些，但每隔一段時間都要聚一下。20多年間，從未斷過。這些年，先利兄在工作和生活上，難免有些磕磕絆絆，但無論處于怎樣的逆境，他從未離開過文學，也因為文學的熏染和支撐，他看淡了一些世間俗事，風雨過后，瀟灑如故。多年來，他一直主攻小說創作，長篇、中篇、短篇、小小說方面都有建樹。他最拿手的還是小小說，曾獲過文化部的一次征文一等獎，作品被《小說月報》《小小說選刊》《微型小說選刊》等雜志轉載過多次。

近年來，他又開始涉獵散文創作，收獲頗豐。讀先利兄的散文，感覺他的作品都是直接從生活中生長出來的，無任何粉飾和雕琢。像《鋦大缸》《賒小雞》《學木匠》《借東風》《打尜尜》《摔瓦屋》等作品，字里行間充滿了生活的情趣，而文字背后，無不飽含著人生的哲理，于樸素自然的敘述中，致敬那些一去不返的美好歲月。看罷《油旋》《糖醋鯉魚》《德州羊腸子》《武漢熱干面》《長官包子》《保店驢肉》等與吃有關的篇章，才知先利兄在出沒酒樓飯店之間時，也沒有忘了老本行，竟一直留意著研究飲食文化。“糖醋鯉魚的做法是先將魚去麟、內臟、兩腮，收拾干凈后，瀝干水。在魚身兩面隔2.5厘米各斜切一 刀……（《糖醋鯉魚》）”他說得頭頭是道，儼然已經吃成了美食家。而我，只是吃成了胖子。

先利兄的這部散文集，分為“往事如風”“愛海泛舟”“人海瞭望”“滄海遺珠”四個部分，共有101篇佳作，每一篇都印證著他的人生足跡和對生命的感悟，是一本飽滿而有溫度的好書。

（本文作者系國家一級作家，德州市作協主席。中國作協會員，山東省作協全委委員、小說創作委員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