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付軍
全面考察保廉潔
董仲舒看到了對官吏考察的重要性，一次上書中他說，“扶衰止奸，本在吏耳”，函谷關以東的地區，物價上漲，人民饑餓死亡，盜賊紛紛起事造反，都是官吏治理無方造成的，應當“考察天下領民之吏”，優化官吏的設置和使用，來消滅各種亂象，使“百姓各安其業”，達到善治的目的。
他提出了一套考察賢才方法：虛心向被考察人周圍的士人請教，觀察他所做事情的來龍去脈，要注重和其他賢才商量，征求大眾意見，了解到他們的內心真實想法，更要深切地體諒他的情志，觀察他的喜好和厭惡，以省察是忠厚君子還是奸佞小人。還要考察他們過去的行為，并與當今的情況進行驗證，特別要觀察他們日常的所作所為，要注意觀察他是否喜歡承受古代賢人的優秀品質，他的對立面是哪些人，他怨恨什么人，他所尊重的人，他經常為何而爭執，還要分別他們的親族和姻親，來分析他的成長環境。這一套選人用人的方法，直到今天我們看起來也是很實用的。
“試玉需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考察人才，既看他的一時一事，也看長遠、看大局。董仲舒強調要看正反兩個方面，不能義氣取人。他說“聞其聲，則別其清濁；見其形，則異其曲直”。在濁之中一定要看到他的清；在清當中，一定要知道他的濁；在曲當中，一定要看到他的直；在直當中，一定要看到他的曲。不用顯著的遮蔽細微的，不用眾多的去掩蓋寡少的，要把好事、壞事、美事、丑事與他們各自的行為相對照，才能得出公正的結果，切不可以偏蓋全、一惡遮百善、一美遮百丑。真正能把黑與白分別清楚，就能選到真正的賢能之人。有了這樣的導向，老百姓就知道該如何去留進退了，國家就能實現善治的目標。
攬名責實，不得虛言
“沒有考核，就沒有管理”。官吏考核事關行政效率、吏治清明，對政治體系的運行和社會的發展安寧至關重要。
注重實績是古今通用的一條官員考核原則。董仲舒說“攬名責實，不得虛言”，要傾聽群眾的反映，看看他的名聲好壞，更要考察實際政績，在實踐中檢驗官吏的治理成果和實際貢獻，絕不能用虛有的名聲來代替官吏的實際表現。
董仲舒強調積累的重要性，從小事做起，從細處著眼。善惡都是慢慢積累起來的，“眾少成多，積小致巨”。做的好事積累多了，自然名聲顯達，德行彰著，自身也受人尊重。積善在自己身上，就好像逐漸長大而自己不覺察；積惡在自己身上，好像燈火消耗油一樣，人也不容易看出來。所以考核更要注重從小處著眼，從長期觀察，不拘泥一時一事，這就是“考其所積也”。
工作成績的產生不是一蹴而就的，要有一個積累過程，不能憑一時一事的表現來決定官員的實績好壞，要看長遠、看積累。他說“考績之法，考其所積也”。考核官員政績的方法就是要考察他們所積累的功勞和過失。有時因為特殊的機遇，一個官員到任后短時間內會產生突出的成績，但從長遠看，由于缺乏全局眼光和戰略思維，政績卻是平平的。也有的官員可能由于一時的特殊情況，到任不久就出現了失誤和問題，但從整個任期看，是有能力有魄力的，也能做出成績來。所以考核干部看短期也看長期，看成績也看過失，總體評價，實績為上，這才能得出公正客觀的考核結果。
如果本質是善的，并向著善的方向努力，經過不斷積累，事業必然會做大。官員到任，以“為天下興利”為目標，就象“春氣之生草”那樣，一點一點的積累。“是以興利之要，在于致之，不在于多少；除害之要，在于去之，不在于南北”。特別是涉及有利于群眾的事情，毫發必興，不以利小而不為；有害民眾的事情，再小也必須革除。行者常至，為者常成。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利民之事，絲發必興；厲民之事，毫末必去”。把“利民”作為執政治國的價值標準，具有民本思想的積極意義。興利與除害兩者結合，來評價官吏的實績。
從 “文質彬彬”
到 “先質而后文”
董仲舒強調“賢愚在于質，不在于文”。“文”“質”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兩個概念，廣泛應用于文論、人才、禮儀和社會治理特征等方面。就人才來說，“文”指外在表現，“質”指內在品質。孔子有句名言：“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質樸勝過文飾，則顯野粗、豪直；文飾勝過質樸，則顯虛偽、曲折，質樸與文飾搭配均勻，調和得當，才是真正的大雅君子。
董仲舒繼承了孔子的觀點，他說“質、文兩備，然后其禮成”。符合文質兼備“禮”的社會狀態是他心目中最高的治理追求，但“文質彬彬”的狀態確實不容易做到，如果在“文質”之間做一選擇的話，董仲舒選擇了后者，他說“俱不能備，而偏行之，寧有質而無文”，“《春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后文。”沒有刻意的粉飾，沒有華麗的裝潢，沒有詞藻的妝扮，只坦誠，只有率真，只有心直口快，反倒顯得更實際更有用，正是社會治理所需要的人才！
他舉了一個例子：按照《春秋》書事達理的表現方法，中原諸侯拜訪魯君，一律用“來朝”兩字表達。朝見時總免不了一套繁文縟節的禮儀。介國原本只是一個東夷小國，其國君名叫葛盧。夷狄之主，不熟悉“來朝”的這一套禮儀，沒有行諸侯見魯君之大禮，所以僖公二十九年冬季，《春秋》書作“介葛盧來”四字，而非“來朝”。考慮到他能夠主動朝見禮儀之邦，說明其心中已經萌發向往仁義、趨近王化的意向了，其動機值得肯定，應該給予鼓勵和褒獎，因此《春秋》稱呼他的名號。然而，如果徒有文飾而失去質樸之本性，不但不符合禮的要求，而且還會滋生出許多罪惡的事端。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