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東方朔寫的《答客難》一文，對比了戰國與漢武帝時期君士關系的變化，揭示了大一統條件下士人不遇的必然性。站在思想的高度，從社會變遷，政治體制的不同去分析解說了戰國時期士人的縱橫張揚與大一統時代士人的悲催壓抑狀況形成的原因。與董仲舒、司馬遷相比，東方朔對士不遇現象的認識更深刻，更接近本質，《答客難》一文的思想價值更高。

關鍵詞：東方朔  漢武帝  《答客難》  士不遇

對于東方朔，人們多將其定位為漢武帝的言語侍從之臣、西漢著名文學家、滑稽之雄，大隱隱于朝、避世金馬們處世哲學的總結者等，而對其思想家的地位則認識不足。實際上，一篇《答客難》，足以顯示東方朔思想的深刻性。

東方朔自以為才高八斗、學富五車、博聞強記、國士無雙，22歲自薦給漢武帝。在跟隨武帝的幾十年中，他詼諧以悅，巧妙切諫，忠心為國，深得天子的喜愛。但始終被皇帝當做機警滑稽，乖張善辯，調笑戲謔的開心果，只是被任命為侍從郎官，沒有給予重用，東方朔的治國宏愿難以施展。為此，五十多歲的東方朔上書“陳農戰強國之計{1}”，仍未得到武帝采納。心灰意冷的東方朔需要總結自己政治上難有作為的原因，排解舒緩郁悶的心理。他假設有人向他問難：“蘇秦、張儀一接觸諸侯王就位及卿相，你自視甚高卻得不到皇帝的重用，是你的品德問題，還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實際上，東方朔所設想的客，就是他本人，對于這個問題，東方朔不知多少次地問過自己，分析思索了多少原因和答案。他感慨嘆息，仰天回答說：“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后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圣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于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云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后？夫天地之大，士民之眾，竭精談說，并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仆并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2}

在這篇文章里，東方朔揭示了一個重要的社會現象：在戰國時期列國并爭的時代，士人處于買方市場，他們受重視、有尊嚴，能夠擇主而事，充分發揮個人的才能；而到了君主集權的秦漢大一統時代，士人則處于了買方市場，他們被迫放棄了自尊和獨立性，淪為君主的附庸和工具。我們試從東方朔的思路入手，分析一下戰國時期和漢武帝時代帝王求賢與士人境遇的不同。

戰國時期君王的求賢與士人的境遇

戰國是中國歷史上大動蕩、大變革的時期，當時各國之間戰亂頻仍，競爭激烈。戰國七雄個個都有統一天下的野心，也都面臨著被其他國家吞并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如何爭取有智慧、有謀略的士人為其所用，成為了各個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正如東方朔所言：“得士者強，失士者亡。”為了富國強兵的需要，各國國君尊賢重士，求賢若渴。士人則憑借自己的知識、才華、智慧和謀略，往來于各國之間，縱橫捭闔，獻計獻策，獲得施展拳腳的舞臺，謀取期盼已久的功名利祿。以秦國為例，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戰國時期帝王與士人關系的特點。

作為一個后起的國家，秦國曾經偏距西方一隅，經濟文化相對落后，被中原各諸侯國所輕視。所謂：“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狄。”{3}為改變這一局面，秦孝公即位后， 第一件事就是頒布求賢令：“昔我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后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西地，諸侯卑秦，丑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伐，復繆公之故地，修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4}秦孝公認為，要改變秦國落后被歧視的地位，重塑穆公時的輝煌，帶領秦國走上強盛之路，只有召請特殊人才，“出奇計強秦”。他開出的條件是：給予高官厚祿，并封地賜爵。

從這篇求賢令可以看出，戰國時期，各國君主面臨著兼并與戰爭的壓力，自身處于惶恐、緊張的狀態之中，在現實中他們遇到的是憑自身能力無法解決的問題，只有重用那些智慧與能力都超越自己的才華之士，才能為他們排憂解難。為此，他們不惜開出自己所能開出的最大條件，以此來吸引和召請人才。他們的求賢是自覺的，迫切的，希望利用賢才的謀略和智慧，達到富國強兵的政治目標。

在任何時候，并不是所有的士人都能得到君主賞識，贏得建功立業、施展抱負的機會。戰國時期的士人也是這樣。不管是主持秦國變法的商鞅，還是被人們所稱道的蘇秦、張儀。他們登上政治舞臺，都有著一個曲折的歷程。

商鞅出身于衛國，是衛國國君的“孽庶公子”。商鞅感到殘破的祖國衰弱難存，就來到了魏國，投到國相公孫座門下。魏國是戰國時期實行變法的起源地，李悝、吳起的變法主張仍然具有深入的影響。商鞅“少好刑名之學{5}”，“刑名之學”也就是法家那套以刑罰、名實治理國家的學問。在魏國期間，商鞅在學習繼承的基礎上，其變法的理論和思想不但基本成熟，而且還在國相公孫座面前有所展示。公孫座病重時，向魏惠王推薦商鞅，但沒有得到理會。公元前361年，秦孝公下令求賢。在魏國難以實現自己報負的商鞅來到秦國，面見孝公。商鞅先后以“帝道”、“王道”向孝公游說，沒有引起他的興趣。第三次，商鞅又游說孝公以“霸道”。所謂“霸道”，就是強化君主集權，使用刑法，獎勵耕戰，以經濟和軍事實力稱霸天下的理論，對此，孝公表現出了極大的興趣。商鞅經過三次試探，感到孝公是一個有理想、有才干，可以依賴的君主。當孝公再次召見他時，就把自己對天下形勢的分析和平生學習、思考的強國之術及富秦藍圖合盤托出，孝公聽得津津有味、贊許不已。兩人促膝而談，“語數日不厭”{6}。在孝公的支持下，商鞅開始了在秦國前后兩次，歷時近20年的變法，把秦國帶向了崛起統一之路。

蘇秦出身洛陽平民家庭，立志通過游說君主取卿相之位。他來到秦國，提出要幫助秦國“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7}，被秦惠王拒絕。多次游說秦王無果，窮困潦倒的蘇秦受到了家人的不滿和輕視。蘇秦越挫越勇，發奮學習。“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之謀，服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8}于是游說六國，合縱抗秦。并一度掛六國相印，成為顯赫一時的政治人物。

張儀曾經與蘇秦一起跟隨鬼谷子求學，在到楚國游說時，楚相懷疑他偷了玉璧，不僅被打的體無完膚，而且受到眾人侮辱。“其妻曰：‘嘻！子勿讀書游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9}為了報復楚國，張儀來到秦國，受到惠王重用，被任命為國相和大將。他幫助秦國分散瓦解六國聯盟，為秦統一作出了重要貢獻。

可以看出，戰國時期，君主的求賢是與國家的生死存亡息息相關的，各國對人才的爭奪十分激烈，人才受到了應有的重視。士人為了在政治舞臺上一展身手，首先要做的是學習知識和增長智慧。商鞅學習“刑名之術”，蘇秦游說失敗后，苦讀《太公陰符》。其次，士人有充分的選擇權，商鞅在魏國不受重用，就來到秦國幫助孝公變法圖強。蘇秦游說秦惠公沒有成功，就轉而到趙國、楚國、魏國游說。張儀在楚國受到了屈辱，就幫助秦國削弱楚國。所謂“朝秦暮楚”就是士人充分選擇權的明證。第三，士人有強烈的的自信和尊嚴感。士人相信，只要自己確實有政治智慧和謀略才華，就不愁找不到賞識的君主。即使被某一個君主拒絕，也不謙卑低下地委曲求全。可以說，在當時的君士關系中，士人掌握了主動權。他們意氣風發，昂揚奮進，站在時代的前沿，引領著社會的發展。即使仕途遇到了挫折，也不怨天尤人，而是反躬以求，通過充實、學習，提高自身的競爭力，或轉投他國，另謀明主，尋找著新的君臣際遇的機會。在戰國時期，人才競爭非常激烈，但是卻很少有士人發出“不遇”的感慨。

漢武帝時期的“求賢”與士人的境遇

漢武帝是大一統的君主專制時代的有為之君，人們往往用“雄才大略”一詞來形容他。他在位期間，削弱地方勢力、鞏固中央集權；推行察舉制度，選拔重用人才；改革經濟管理，增強國家實力；打擊匈奴南越，擴展邊疆封域；提倡獨尊儒術，確立統治思想。開拓進取，奮發有為，文治武功，承前啟后。能夠建立如此的功績，與注重選拔和重用人才息息相關。在漢武帝時期，也確實出現了人才輩出，群星燦爛的局面。然而，也正是在漢武帝時期，以董仲舒、司馬遷、東方朔為代表的士人不約而同地發出了“不遇”的感慨，其中的原因值得深思。

漢武帝在位期間，多次下令各級官吏推舉賢才，尤以元封五年的《求賢詔》最為著名。“蓋有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才異等可為將相及使絕國者。”{10}同樣都是求賢，漢武帝與秦孝公相比，兩者的內涵具有明顯的不同。

秦孝公求賢，是為了重塑秦國昔日的輝煌，改變國家落后的現狀。他認為只有能力超越自己的人才才能幫助其實現宏愿。為此，孝公愿意盡其所能地付出代價，召請杰出士人。漢武帝求賢的目的是為了幫助自己建立“非常之功”。為此，他可以不拘一格，沖破世俗的觀念來選拔使用人才。漢武帝非常自信自己有能力駕馭那些超越世俗標準的人才，希望提拔這些人才為將為相，或者出使遠國，而這些人才也只是他實現自己政治目標的工具。

在漢武帝時代，隨著中央集權的加強，士人無法自主選擇服務對象，也沒有了在社會中隨意流動的自由。他們的出路變得非常狹小，要么依附國家，聽命君主，放棄個人的尊嚴和自由；要么隱居山野，老死民間。君主的好惡成了選拔人才的主要標準。那些想在政治上飛黃騰者，把順從、討好皇帝作為了第一要務。丞相公孫弘、石建、御史大夫張湯、大將軍衛青都曾經是漢武帝最喜愛的文武大臣，從他們身上，可以窺見漢武帝時期人才使用的特點。

公孫弘出身貧寒，曾在海邊放豬為生。40歲始習儒經，因對策被征召博士。在朝廷上，公孫弘能言善辯，侃侃而談，每次提出不同建議，供君主選擇。對于武帝的決策從來不提反對意見，“于是上察其行謹厚，辯論有余，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上悅之，一歲中至左內史。”{11}每次公孫弘與同僚約定向武帝進諫，來到朝堂后，卻總是順從皇帝的旨意。汲黯曾經當庭責備他：“齊人多詐而無情，始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12}公孫弘完全放棄了古代士人的正直人格和諍諫傳統，對漢武帝一味順從柔媚，受到了漢武帝的器重，先后被提拔為御史大夫和丞相，成為漢代第一個以布衣擢居相位之人。

注釋：

作者簡介：王紹東（1964-），男，內蒙古寧城縣人，內蒙古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教授，主要研究秦漢史。

{1}《漢書》卷65《東方朔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862頁。

{2}《漢書》卷65《東方朔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864-2865頁。

{3}《史記》卷15《六國年表》，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685頁。

{4}《史記》卷5《秦本紀》，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02頁。

{5}《史記》卷68《商君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227頁。

{6}《史記》卷68《商君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228頁。

{7}《戰國策》卷3《秦策一》，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19頁。

{8}《戰國策》卷3《秦策一》，岳麓書社，1988年版，第19—20頁。

{9}《史記》卷70《張儀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2279頁。

{10}《漢書》卷6《武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97頁。

{11}《漢書》卷58《公孫弘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618頁。

{12}《漢書》卷58《公孫弘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619頁。

{13}《漢書》卷46《萬石君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196頁。

{14}《漢書》卷46《萬石君傳》，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2200頁。

{15}《史記》卷122《酷吏列傳》，中華書局，1959年版，第3139頁。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