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安軍

我愛讀書，愛藏書，尤其是有關德州文史方面的書，陵城的更甚。撫之，有一種自然的親切感，捧讀，能喚起家鄉的記憶。偶然的機會，我得到了這套兩卷本的《血礪忠誠》，橘紅色的封面，一行“追尋冀魯邊區抗日根據地”的黑字映入眼簾，我猜想，這不是《齊魯英雄傳》那樣的小說題材，也不是《英雄冀魯邊》那樣的電影劇本。拆開塑封，瀏覽序言目錄，抽看熟悉的“鏖戰大宗家”，果然是一部具有史料價值的報告文學，于是便逐章逐節地品讀起來。

作品圍繞冀魯邊區抗日根據地的建立、發展、合并展開宏大的歷史敘事，記錄了蕭華、周貫五、王卓如、牟宜之、馬振華、楊靖遠、龍書金、杜步舟、黃驊、崔蘭仙、余志遠、武大風、常大娘等一大批忠誠的革命先驅的英雄事跡。在他（她）們身上，散發著一種美德，蘊含著一種責任，體現著一種操守，那就是忠誠。

忠誠是共產黨人必須具備的優秀品格，是每個黨員入黨宣誓時的莊嚴承諾。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指出，共產黨員要對黨絕對忠誠。他強調，“對黨絕對忠誠要害在‘絕對’兩個字，就是唯一的、徹底的、無條件的、不摻任何雜質的、沒有任何水分的忠誠。 ”1938年7月中旬，蕭華率領東進抗日挺進縱隊，創建了冀魯邊抗日根據地。他以過人的膽識，淵博的學識，說服了山東省主席沈鴻烈，雙方達成抗日協議；打擊了河北省主席鹿鐘麟收買的反動武裝，分化瓦解了“冀魯聯防”，此后，他領導冀魯邊區軍民，在日偽頑匪間游刃有余，使冀魯邊抗日根據地得到了迅速鞏固，邊區的武裝力量擴大到2萬余人，并進一步發展到津南、魯北的廣大地區，為奪取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強基礎。蕭華以自己的忠誠，贏得了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信任和好評，毛主席稱他“好同志”，周總理叫他“紅小鬼”，1985年8月12日，身為全國政協副主席的肖華在彌留之際仍對身邊的人喃喃地說：“這么多年，是黨把我培養大的，可我為黨和人民做的事太少、太少了……”前來醫院看望他的胡耀邦俯在他耳邊大聲說：“你為黨、為人民奮斗了幾十年，黨和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

忠誠也是普通民眾的應有品格。冀魯邊區抗日根據地孤懸于華北腹地，牽制日偽軍數十萬之眾，戰略位置非常重要。這里四面受敵，沒有戰略縱深，也沒有補給線，在這嚴峻的形勢下，部隊要想站穩腳跟，根據地要想生存鞏固，戰爭要想取得勝利，必須發動群眾，依靠群眾，求得人民群眾的精神支持和物質支持。在冀魯邊區，涌現出了許多民擁軍、軍愛民，可歌可泣的事跡。書中有很多“大娘們”的故事，比如小腳邢大娘設計掩護孫軼青，魏大娘冒死救三位八路，常大娘、武大娘待戰士們如同自己的兒子……。我在陵城區采風的時候，也發現了這樣的典型，滋鎮三洄河村的平民英雄魏玉杭，誓死不說出八路軍和黨員的姓名及隱藏地；大宗家戰斗中，大地主宗子敬將自己看家護院的槍支彈藥提供給八路軍。這些群眾心中只有一個想法，抗日戰爭就是自己求解放謀幸福的戰爭，只有忠誠的擁護黨的軍隊，才能過上太平日子。

深明大義的牟宜之身上也體現了忠誠的品格。當年，八路軍115師蕭華率部進駐樂陵，牟宜之傾其縣府財糧積蓄支援八路軍，并將縣武裝力量改編為八路軍泰山支隊，使樂陵成為一個完全的抗日民主根據地。樂陵的變化，令國民黨頑固派惱怒萬分，省政府主席沈鴻烈帶兵氣急敗壞地來到樂陵興師問罪：“你是我的人,是國民黨政府的人，為什么要聽共產黨指揮？”牟宜之答道：“笑話，我怎么成了你的人？我是中國人，誰抗日，誰為人民謀福利，我就聽誰指揮。 ”沈鴻烈暴跳如雷，手掌拍得桌子啪啪響，申斥牟宜之。牟宜之冷靜地回答：“你就是把指頭拍斷了，也絲毫改變不了我的主張!”對此，周恩來同志曾予以較高評價：“倘若在抗戰伊始，中國有十幾個牟宜之這樣舉一縣之人、財、物力投身革命的縣長，就會極大促進抗戰事業的發展，使抗戰全局有所改觀。 ”

忠誠的反面是背叛。書中有一人，名叫刑仁甫，早年也有遠大的理想和抱負，戰功赫赫，建功立業后開始沾沾自喜，居功自傲，安于享樂，私欲膨脹，最終背叛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被永遠的釘在了恥辱柱上。

古人云：“天下之德，莫過于忠。 ”忠誠老實，是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的精髓。中國共產黨把“對黨忠誠老實”規定為黨員必須履行的義務，對黨忠誠也寫入了“入黨誓詞”。作為黨員干部，生死關頭時為了黨的利益，毫不動搖、慷慨赴難是忠誠；在日常崗位上，為完成任務不避艱險、無私奉獻也是忠誠。即使是普通群眾，在愛情、友情或者交流、交往、經商、處事方面，忠誠度也是關系維系的衡量標準。

掩卷長思，我們今天幸福安寧的生活，來自于那些忠誠的軍民赴湯蹈火，浴血奮戰，不能因為時間漸行漸遠而模糊動搖。感謝方新、艷國兩位忠實的作家，是他們的歷史責任感，讓我們記住了這些英雄。我想說，前事不忘后事之師。只有堅定理想信念，鑄牢忠誠之魂，人生路上我們就會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