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元前七世紀，管仲治齊。在其輔佐下，齊桓公成為春秋“五霸”之首。齊國之盛，正是第一場經濟大變革的結果。
??? 周朝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在黃河中游，而齊國地處偏遠的膠州半島，很像改革開放之初的廣東、福建，地狹、濱海、遠離中央政治中心，齊國的開國者是姜尚公，非姬姓王族，變法之初，屬邊遠小國。中國從第一次搞經濟變革開始就呈現出一個鮮明的特點：觀念的優先往往比資源的優先更重要。
??? 在漫長的前工業時期，經濟治理的流派無非兩種，一個是重農主義，一個是重商主義。哈耶克認為，東西方的早期文明都是重農輕商，對商業的厭惡是一個共同的早期傳統。然而，商人出身的管仲，是極其少數的重商主義者，他最擅長的是配置資源，提高效率，以妥協和謹慎的方式重建各種秩序，很有“企業家精神”。
??? 管仲變法中有一項頗為后世熟知的政策：“四民分業，士農工商”。這一政策的要點是，把國民分成軍士、農民、工匠、商賈四個階層，按各自專業聚居在固定的地區。四民分業，可以“相語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業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經驗，提高技藝；可以“相語以利，相示以時”、“相陳以知價”，對促進商品生產和流通有很大作用；三是營造專業氛圍，使民眾安于本業，不至于“見異物而遷焉”，從而造成職業的不穩定性；四是無形中營造良好的社會教育環境，使子弟從小就耳濡目染，在父兄的熏陶下自然地掌握專業技能。
??? 專業分工、子承父業的制度讓齊國的制造業技術領先于其他國家，《考工記》對齊國手工業作坊有很多記錄，以絲綢為例，我國最早出現的絲織中心就在齊國首都臨淄，當時，臨淄生產的冰紈、綺繡、純麗等高檔絲織品，不僅齊國國內供給充分，還大量暢銷周邊各諸侯國，乃至“天下之人冠帶衣履皆仰齊地”。
??? 把社會各階層按職業來劃分管理，管仲是歷史上的第一人，這種專業化的商品經濟模式，自兩漢以來被尊奉為基本形態及指導原則。細致的職業化分工及世代相傳的制度安排，是中國早期文明領先于世界的重要原因之一。
??? 作為具有多年從商經驗的政治家，管仲早已發現工商業的贏利能力大于農業，而振興商品經濟更是增強國力的最佳途徑。他在齊國推行了涉及產業、稅收、價格等多個領域的整體配套改革。他搞的那一套，用現在的話說，就是“放活微觀，管制宏觀”。
??? 所謂“放活微觀”，就是對內刺激商品經濟的發育，對外降低關稅，形成“如水歸壑”的市場聚集效應。齊國地處海濱，漁業和煮鹽業一向發達，管仲規定，魚鹽可以自由出口，關隘只登記而不予征稅，以便利諸侯各國。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實行單一稅制，在關隘征過了的，在市場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 對于前來齊國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開國門，無盡歡迎，提出“空車來的不要去索取稅費，徒步背東西來的不要去征稅”。他還建議齊桓公專門設立招待外國商人的客舍，每三十里有一處，來一乘車者供給本人飯食，來三乘車者供給馬的飼料，來五乘車者配備可供自由調遣的人員。從此，“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據計算，臨淄的居民人數達30萬之多，是當時世界上最大規模、最繁華富足的城市，而與其同時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萬。
??? 所謂“管制宏觀”，就是強調政府對經濟的宏觀管理，其手段則是從財政、稅收和價格三方面綜合入手。
??? 在農耕時代，對于國家的內政來說，最重要的商品當然就是糧食——中國自古存在商品糧交易，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商品糧占糧食交易總量的百分之八十。管仲對糧食政策十分重視，在重要的農業稅上，他并不像一般的治國者那樣，要么橫征暴斂，要么一味降低，譬如孟子就認定，國君是否實行仁政，“什稅一”——只征收百分之十的農業稅是一條鐵線般的標準。管仲的政策是兩年征稅一次，大豐收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五，中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十，下等之年，每年征百分之五，如遇饑荒，則免稅。這一機動稅率，明顯比孟子的“什稅一”要靈活和現實得多。此外，管仲還建立了國儲糧制度，國家采購囤積了大量糧食，其數量足以控制市場糧價的波動，以達到豐饑平衡的功效。管仲對糧食十分重視，他不容許任何人操縱糧價，嚴禁在饑荒之年利用糧食買賣欺壓農民，糧價波動必須由國家掌控。
??? 在宏觀管制的戰略思想下，管仲最重要的制度創新是鹽鐵專營：“唯官山海為可耳。 ”
??? 在農耕時期，鹽和鐵是最為重要的兩大支柱性產業，無一民眾可以須臾離開。管仲提倡鹽鐵專營，但不是主張政府親自下場，創辦國營鹽場或國營鐵廠。比如鹽業，管仲實行的是專賣政策，開放鹽池讓民間自由生產，然后由國家統一收購。由于控制了鹽業的銷售和產量，進而控制了價格，齊國的鹽銷售到別國去，售價可以抬高到成本價的四十倍，國家和商賈都得利頗豐。
??? 在冶鐵業上，管仲實行的是國有民營。他首先嚴厲地強調了國家對所有礦山資源的壟斷，所謂“澤立三虞，山立三衡”，他出臺法令宣布，只要一發現礦苗，就馬上要由國家保護和封存起來，有敢于擅自開采者，左腳伸進去的，砍左腳，右腳伸進去的，砍右腳。之后，政府又控制了鐵器的定價權，并對所生產出來的鐵器進行統購統銷。在這些前提之下，管仲開放冶鐵作坊業，允許由民間商人自主經營，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相當于征收30%的所得稅。由政府控制資源所有權，然后把經營權下放給民間商人，以一定比例分配利潤，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資產國有、承包經營”的雛形。
??? 就與各諸侯國的關系而言，“以商止戰”就是擴大對外貿易，并以軍事的威懾力維持均衡。齊桓公曾多次召集諸侯會盟，儼然成為諸國的盟主，每次會盟，除了炫耀國力之外，重要的內容就是以霸主身份統一各國的關貿稅賦。公元前679年（齊桓公七年），齊國會盟諸侯，達成關稅協定，市場交易的稅賦為百分之二，進出口關稅為百分之一。第二年，齊國再度會盟諸侯，規定與會各國要修建道路，劃一度量標準，統一斤兩稱數。這些做法，好比是在創建一個區域經濟的關稅同盟體，這在兩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是國際貿易的游戲慣例。
??? 當齊國與周邊國家關系不協時，管仲似乎更樂于用商戰的辦法來削弱其他國家的勢力。在《管子·輕重戍》中記載——魯國和梁國都是東方的大國，特別是魯國，向來與齊國并稱“齊魯”。魯、梁兩國的民眾擅長織綈，這是一種厚實而光滑的絲織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當時最高檔的服裝。管仲就懇請齊桓公帶頭穿綈衣，還讓他的左右侍從也跟著穿。很快，穿綈織的衣服成了齊國上下的時尚。雖然綈的需求量猛增，供不應求，管仲卻不允許本國人生產綈織品，而是一律從魯、梁兩國進口。管仲召集這兩國的商人，對他們說：“你們為我織綈十匹，我給你們三百斤銅，如果織了百匹，我就給三千斤銅。這樣一來，你們兩國即使不向人民征收賦稅，財用也足夠了?！濒?、梁兩國果然中計，在政府的鼓動下，民眾紛紛從事綈的紡織，農事因此荒廢。一年多下來，糧價暴漲。到了這時，管仲下令關閉與魯、梁的通商關口，不再進口一匹綈布。兩國經濟頓時崩潰，難民紛紛涌入齊國，管仲順勢讓他們去開拓齊國的很多荒地，反而促進了農業生產。魯、梁從此一蹶不振，魯國的國君不得不親自到齊國去納幣修好。
（轉自5月28日《大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