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經濟變革（二）
??? 商鞅變法，是“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 如果說，管仲變法是重商主義的試驗，那么，三百年后的商鞅變法，則是重農主義的典范。經歷這兩場變法之后，影響中國千年歷史的治國模式便基本定型。與自信、圓滑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堅定的商鞅是另一種類型的天才，他們如同左右兩極，處于歷代經濟變革的兩端，后世無非如鐘擺一般在兩者之間搖蕩，竟從來沒有逃出他們設定的邏輯。在兩千多年的國史上，商鞅是命令型計劃經濟的鼻祖，其后，王安石則是農耕時代的典范型執行者。
??? 與變革之初的齊國一樣，秦國也是個偏遠的小國，它立國比齊國還晚，秦人始祖是一個游牧及狩獵的民族，被中原諸國蔑稱為“秦夷”。所不同的是，齊國在東面濱海的黃河下游，秦國在西北高地的黃河中上游，前者鹽鐵資源豐富，工商傳統悠久，后者地貧民淳，幾乎沒有任何經濟優勢可言。所以，它們的改革，一個是“藍色”的、開放的，一個是“黑色”的、封閉的。
??? 秦國開始變法時，主政的秦孝公年方二十二歲，操盤的商鞅剛剛三十歲，正是百無禁忌的年齡。商鞅頒布的第一條變革法令叫《墾令》，其主題只有一個：把全國人民都變成農民。商鞅認為，治國之要就是讓民眾“歸心于農”，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風就樸實而純正，國力就可強大，他把所有不愿意從事農業的人統統歸類為“惡農、慢惰、倍欲之民”。在《墾令》中，有二十種具體的辦法鼓勵及資助農耕。
??? 在農業政策上，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以“廢井田，開阡陌”為主題的土地改革。
??? 井田制是一種土地國有制度，自商時就有文字記載，西周盛行。后世史家對之解釋不一，按《孟子·滕文公上》中的記載，國家以九百畝為一個計算單位，把土地分隔成方塊，形狀像“井”字，周邊為私田，中間為公田，各家分得百畝私田，同養公田。耕作之時，先要把公田的農活干完，才能各治私事。由此，春播秋割，守望相助。這一制度頗類似原始人民公社制。
??? 到戰國中期，隨著人口的增加，井田制度已經敗壞，公地私有化成普遍事實。當時的知識界對此分歧很大，道家、儒家都視之為“禮崩樂壞”的根源，強調要恢復井田制。商鞅則反其道而行之，宣布廢除井田制，允許民眾開荒耕作、買賣土地，這自然大大激發了民眾的生產積極性，使變法的“農本思想”更加得以光大。顯然，在先秦時期，糧食是最為重要的戰略物資，商鞅的一切變法都以此為根本，這可以說是典型的“唯生產力論”。“廢井田，開阡陌”是中國土地史上的重大變革。從此以后，土地私有化成為中國歷史上最主要的土地所有制度。各朝代也有各種形式的公有土地，但數量上都遠不及私有土地。
??? 在古今中外的所有變法或革命中，土地從來都是政治力量與人民進行交換的最重要的籌碼。就近世而言，列寧發動蘇維埃革命的承諾是“和平、面包、土地”，孫中山推翻帝制的經濟承諾是“平均地權”。商鞅是第一個在土地改革上嘗到了甜頭的政治家。
??? 要讓國民都去種地，就必須堵住其他的出路。商鞅說：“無裕利則商怯，商怯則欲農。 ”如果工商業沒有過高的利潤，那么從商的人就沒有什么興趣了，而如果不去經商，那就只有去務農了。在歷代治國者中，商鞅也許是最仇視商人及商業流通的一位，他視之為“國害”，并出臺了眾多限制商業的法令，其中不乏極端之舉。下面試列舉四條。
??? 其一，控制糧食買賣和礦山國有化。在商鞅看來，只要不允許糧食交易，商人就無從得利，家家必須去種地，由此，糧食產量必然提高，而國家則控制了最大宗商品的定價權和交易權。他把“山澤之利”全部收歸國家，這既可以增加國庫收入，又阻擋了一條非農的發財之道。按他的說法，把礦山收歸國有了，那些不愿耕作、懶惰刁鉆、追求暴利的民眾就丟掉了飯碗，不得不重新回到田里去種地。
??? 其二，對工商業堅持重稅政策。中國歷代思想家，無論哪一學派，一般都主張輕稅，唯有商鞅獨樹一幟。他認為，只有“重關市之賦”——加重商品的流通稅，才能讓商人產生“疑惰之心”。秦國的租稅有多重，迄今已無完整記載，不過商鞅曾提出，大幅提高酒肉的價格，按原價征課十倍的捐稅。由此類推，工商稅率之高可以想見。
??? 其三，推行戶籍登記，限制人口流動。商業之繁榮，關鍵在于流通，商鞅深諳其中奧秘，所以，他針對性地出臺了幾條極其嚴苛的法令。他下令在全國進行戶籍登記，命令百姓不得擅自遷居，這是中國戶口登記制度的開端；此外，他還出臺法令禁止私人經營旅館，其目的是嚴格限制人口的流動。現代社會講人有“四大自由”，其中之一便是遷徙的自由，然而，中國人的這個權利從商鞅變法開始就受到了限制。
??? 其四，取締貨幣，實行以物易物。商鞅對貨幣抱持敵視的態度——這是古今中外所有計劃經濟主張者的“傳統”。他對貨幣和糧食有一種很奇特的看法，在他看來，這兩者是互相排斥的，“貨幣活躍了，糧食就萎縮了；糧食豐裕了，貨幣就沒有用了”。在他變法的二十余年中，秦國一直是以物易物，直到他死后三年，秦國才開始鑄幣，由此可見，秦國的商業流通在各國之中是非常落后的。
??? 從商品經濟的角度來講，商鞅所推行的這一整套經濟變革，與三百多年前的管仲相比，無疑是大大的倒退。但是，這些政策卻能在很短的時間里聚集國力，讓國民經濟充滿紀律性，并因專制而產生高效率。《史記》記載：“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 ”也就是，變法實施之后，民怨沸騰，三年之后，居然大見成效。說到底，這就是專制的力量。（轉自6月4日《大眾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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