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凱 西振巖

 第三，算緡、告緡。漢高祖時期，采取抑商政策，對商人征收算緡。漢惠帝、呂后時期，這一政策被廢，到了漢武帝時期，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恢復了這一制度。元狩四年（前119年），漢武帝下令實行算緡，“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敢犯令，沒入田僮”{43}。元鼎三年（前114年）武帝又下令“告緡”，由楊可主管其事，楊可告緡遍天下，商賈中家以上幾乎都被告發。商賈中家以上都因此破產，武帝將沒收的緡錢分配給各個部門。告緡沿續了近十年才停止。算緡、告緡的推行，是漢武帝對商人課以重稅的政策。法家學派主張對商人征收重稅，商鞅通過“貴酒肉之價重其租，令十倍其樸”“以商之口數使商”等手段加重商人繳納的稅額。毫無疑問，算緡、告緡的推行為武帝朝的國庫提供了大量的收入，也打擊了大商人，但卻波及到了商人中的中產階級，大量中產之戶破產，引發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
 其次，法治方面。漢武帝任用了張湯、趙禹、杜周等一批酷吏，實行嚴刑峻法。“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奸軌不勝。于是招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后奸猾巧法，轉相比況，禁罔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書盈于幾閣，典者不能遍睹……奸吏因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冤傷之”{44}。漢武帝時期的刑罰制度有兩大特點，一是酷吏用事，二是增修法典，完善法律體系。酷吏掌管刑罰，使得武帝朝的法制形成了嚴刑峻法的格局，與秦朝極為相似。同時，漢武帝的刑罰制度是與他的經濟政策相配合的，在他的諸多經濟政策中，為了保證政策的順利推行，都有相關法令的配套實施。如鹽鐵國營制度中就規定，有私自鑄造鐵器或者煮鹽牟利的，施以釱左趾、沒收其鑄造工具和產品的刑罰。又如對民間私自鑄造錢幣的行為，判死罪。到了實行五銖錢五年之后，漢王朝內的吏民因為私鑄五銖錢而被判死罪的竟有數十萬人之多。而淮南王謀反和巫蠱之禍都牽連甚重。武帝朝的嚴刑峻法，帶有明顯的法家烙印。
法家學說關于刑法的主要有以下幾點：一是“法不阿貴”。在《韓非子·有度篇》中“法不阿貴，繩不撓曲……刑過不避大臣，賞善不遺匹夫”{45}。法不阿貴的表現形式就是執法嚴明，漢武帝通過任用酷吏，做到了這一點。二是輕罪重刑。《韓非子·奸劫弒臣篇》中“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46}。韓非再三要求統治者“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
漢武帝的酷吏法治，一方面客觀上做到了執法嚴明；另一方面因為酷吏用刑嚴苛，往往輕罪判以重刑。那些酷吏是法家的擁躉。漢武帝的酷吏法治最能體現他治國方略中的法家背景。后世學者多對漢武帝的治國思想定位為“儒表法里”和“外儒內法”，作為國家政策重要組成部分的刑罰制度，也應有儒家思想的成分。儒家思想主張施行“德政”，奉行“禮治”“德治”和“人治”，弱化法律的制裁作用。從漢武帝任用信奉法家學說的酷吏和實行嚴刑峻法來看，在他心目中，法家的地位根本是高于儒家的。
其三，文化政策。漢武帝的文化指導思想是“悉延百端之學”，而非“罷黜百家，獨尊儒術”{47}。司馬遷在《史記·龜策列傳》中寫道“至今上即位，博開藝能之路，悉延百端之學。通一伎之士咸得自效，絕倫超奇者為右，無所阿私，數年之間，太卜大集”{48}。由此可見，“悉延百端之學”就是“百花齊放”的文化方針，不存在一家獨大的現象。同時，武帝任用官員，不刻意要求他們的學術背景。他在元朔五年頒下詔書“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49}。漢武帝的朝堂上既有儒生出身的公孫弘、東方朔、董仲舒，也有出身法家的桑弘羊、張湯等人。從漢武帝的文化政策上看，儒學并無特殊優待。
如上所述，經過三個方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漢武帝的治國方略并不是以儒家學說為主導思想，更多的是依靠法家學說來鞏固統治，擴大財政收入。就漢武帝個人而言，他更傾向法家，法家治國的實際效用遠遠地大于儒家。
到了漢武帝晚年，學界普遍認為《輪臺詔》的頒布是漢武帝政策的轉變，從窮兵黷武走向休養生息的道路{50}。學術界早有人提出反對意見，認為漢武帝晚年政治取向沒有改變，并且一直延續到霍光執政時期。關于這一觀點，前人多有論述，此不贅述了。

漢武帝對東方朔等儒生的任用

 在武帝朝任職的著名儒生主要有東方朔、董仲舒、公孫弘等人。東方朔的官場升遷如前所述，他擔任過的最高官職是太中大夫，級別是一千石，他長期擔任的是郎，級別不超過一千石。
董仲舒可謂是武帝朝儒家的代表人物，他不僅是當時治公羊《春秋》的名家，而且也是他向漢武帝提出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建議的大儒。然而，以董仲舒與東方朔相較，兩人的政治遭遇非常相似，都是終生沒有得到重用。漢武帝即位之后，他被委任為江都相，其后擔任中大夫。后因董仲舒與公孫弘交惡，公孫弘上書建議武帝把董仲舒分配到膠西國為相。董仲舒擔心膠西王終究會謀反進而牽連自己，最終辭官回家，遠離官場。以董仲舒的仕途看，與東方朔極其相似，都是終生不得重用。東方朔雖是常任郎，但僅僅被漢武帝當作滑稽之士，兩者都是官場失意，政治上不得志的儒生。董仲舒的政治主張是春秋大一統、抬高儒家的地位，以儒家為尊，貶黜其他各家“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輕，古今之通誼也……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并進”{51}。董仲舒的大一統思想被漢武帝所采納，從漢武帝對外的軍事行動與對內的經濟政策看，都是為了鞏固中央的權力，維護國家統一。事實上，漢武帝的出發點是用的儒家大一統的思想，在具體操作中，更多的是憑借法家學說的支持，從這一點來看，是符合“儒表法里”的。至于董仲舒的貶黜百家的文化政策，漢武帝從未采納，倒是對董仲舒的教育政策加以采納，興辦太學，發展官學。
所以，董仲舒作為儒家的代表人物，政治主張是與漢武帝違背的，這意味著他不可能得到重用。
公孫弘出身儒家，是一位典型的封侯拜相、位極人臣的“儒生”。公孫弘的學科背景比較復雜，他年輕的時候做過獄吏。到了四十歲的時候，才開始學習《春秋》。與在景帝時期就以治《春秋》聞名而擔任博士的董仲舒相比，他的儒家背景不夠單純，摻雜了法家的成分。公孫弘能封侯拜相，靠的是機遇和個人努力。公孫弘善于揣摩上意，包裝自己的形象。“弘為布被，食不重肉……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令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于是天子察其行敦厚，辯論有余，習文法吏事，而又緣飾以儒術，上大說之”{52}。公孫弘在朝中的表現，乃是做到了“外儒內法”，迎合了漢武帝的喜好。加之這個時期漢武帝已經開始削弱相權，讓公孫弘這位暮氣深沉的老翁擔任不再掌管實權的丞相，是合適的人選。正是因為他的圓滑與老于世故，善于曲意逢迎漢武帝，因此能夠漢武帝的寵幸{53}。
雖然公孫弘長期擔任丞相，但是他并沒有對同朝任官的儒生加以提攜。他出身低微，曾經在海上牧豕。因此他的性格是妒賢嫉能，并且付諸行動。“弘為人意忌，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卻者，雖詳與善，陰報其禍。殺主父偃，徙董仲舒于膠西，皆弘之力也”{54}。所以說，公孫弘并不是純儒，他雜糅了法家思想，只是以儒家學術作為幌子。
綜上所述，從漢武帝的統治思想來看，是以法家為主，儒家思想在宣傳層面上加以配合，具體的政策制定完全依靠法家學說。不僅如此，漢武帝任用重要官員不拘學派出身，注重的是才干，能迎合他喜好之士往往能得到恩寵。東方朔作為一位個性鮮明的齊魯儒生，他的出仕并沒有因儒家的地位而得到助力，反而因為儒家的地位受限，而不能得到漢武帝的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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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43}《史記》卷三十《平準書》，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430頁。
{44}《漢書》卷二十三《刑法志》，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101頁。
{45}[清]王先謙：《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38頁。
{46}[清]王先謙：《韓非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第103頁。
{47}孫靜，裘士京：《漢武帝文化政策三論》，《安徽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4期。
{48}《史記》卷一百二十八《龜策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24頁。
{49}《漢書》卷六《武帝紀》，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171-172頁。
{50}田余慶：《論輪臺詔》，《歷史研究》，1984年第2期。
 {51}《漢書》卷五十六《董仲舒傳》，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523頁。
{52}《史記》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950頁。
{53}余全介：《漢武帝的政治和尊儒的限度》，《南京社會科學》，2007年第6期。
{54}《史記》卷一百一十二《平津侯主父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29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