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前夕，在平原縣文化館李志奎主任引領下，我們一行四人來到平原縣王杲鋪鎮甜水鋪村，在甜北清真寺見到文革初期出土的《明故嘉議大夫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公墓志銘》。

該墓志長寬各84厘米，厚17.5厘米，青石材質，字口清晰。志蓋為篆書，五行，每行五字；志底為小楷書寫，共40行，每行51字，計2100余字。通過研讀志文，我們對隆慶元年（1568）發生的楊順冤死獄中的案件有了清楚認識。

得罪權臣，下獄冤死

大明王朝進入嘉萬時期，明朝廷陷入朋黨互爭的混亂狀態，冤假錯案層出不窮。楊順冤死獄中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

楊順（1511-1568），直隸德州左衛人，其祖先于明永樂二年（1404）由文登遷入德州。嘉靖十六年（1537）舉人，二十年（1541）進士，歷官原武知縣、高平知縣、南臺侍御、山西按察僉事、山西布政司參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兵部右侍郎，是德州區域為數不多的高官之一。死后，其墓志由德州進士時任江西布政使司布政使的程珤撰文，由楊順任職的山西大同進士時任都察院右副都御使、陜西巡撫謝蘭書丹，山西大同進士時任兵部左侍郎、前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吳嘉會篆額。

墓志記載污蔑與陷害楊順的人是扳倒嚴嵩首輔的后任徐階。楊順結怨徐階的時間是嘉靖二十四年（1545），結怨的原因是楊順在松江府鄉試考場上將徐階長子徐璠的替考者給當面揪出來并上報了朝廷。當嚴嵩父子失寵之后，徐階集團將楊順說成是嚴嵩的黨羽，并以處死沈煉之罪將楊順收進監獄。

墓志出土，冤情大白

之所以說楊順案件是場冤案，其理由有二：

一，楊順并非是嚴嵩父子死黨，他本人并沒有額外得到嚴嵩父子的好處。因為同為嚴嵩取士的王忬（后為嚴嵩所殺），與楊順是同一年進士，同一年提拔為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說明楊順的升遷過程沒有得到嚴嵩父子的格外照顧。

二，說楊順濫殺無辜和逮捕代州一帶平民百姓充當戰俘邀功朝廷，但從參與楊順墓志撰寫的三人中有兩人是代州籍的高官，如果像某些文獻所說，楊順如此殘害代州當地的百姓，代州籍的官員絕不會為禍害家鄉的楊順鳴不平的。因此，楊順墓志的發現，使楊順的冤情大白于天下，也是對這位四百多年前的冤魂的最大慰藉。

明朝后期由于東林黨人興起，一批鸚鵡學舌的文人占據上風，他們將楊順看作是殘害文人的惡魔，先是在文學作品中對其形象進行丑化。后來的國家正史《明史》也沿襲了這種說法。

德州地方志似乎是冷靜了許多，但編纂者處于明哲保身的目的對楊順的事跡也鮮有記載。明萬歷《德州志》記載了楊順為家鄉修的牌坊等事跡。清乾隆《德州志》與民國《德縣志》，只是記載了其考舉人、進士的時間，其他均未涉及。據《蘇州府志》記載：德州鄉賢祠曾供有楊順的牌位，乾隆年間濟南府通判（治所在德州）、江蘇常熟籍進士許朝，在拜謁德州鄉賢祠時發現有楊順牌位，馬上命人將其撤掉。從此，對楊順的事大家都韙之。這對蒙受政治迫害的楊順來說，實在是太不公平了。

罪魁禍首，下場凄慘

楊順留給德州的遺跡有：德城區黃河涯鎮沙楊村大街東首的三株古柏，據考這里還有楊順考取進士后所修建的“奎星閣”遺跡；九村有楊順留下的古槐數株，王士禛《香祖筆記》中有記載；平原縣的甜水鋪村有其墳墓和“楊順井”一口。明萬歷天啟《德州志﹒坊表》中說：“都憲坊，為都御史楊順”。李檉《李氏古槐歌》中說，李氏“見可園”中的古槐是楊侍郎所贈。

關于楊順的冤案，時人舒化曾為其辯解，說害死沈煉的主謀是路楷而不是楊順，不但沒有引起當政者的注意，反而為此丟官歸鄉；清康熙年間德州大儒田雯、謝重輝也曾為其辯解，甚至說沈煉死時，楊順已經致仕在家，故不可能是害死沈煉的主謀。

四百年后再回過頭來看這一事件，歷史再清楚不過地告訴我們，楊順事件是政治斗爭的產物。

整死楊順的徐階，自知罪孽深重，死后不敢在家鄉埋葬，而是選擇了離家幾百里遠的湖州市長興縣東山村的茶山腳下草草下葬，目的就是躲避人們對他死后的清算。

即使這樣，位于松江府的徐家田宅照樣被籍沒，徐階的兒子也被發配充軍。這是野心家、陰謀家的應得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