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潑的著作《庚申紀事》。

    明朝末年，面對朝堂朋黨亂政、宦官專權的污濁局面，朝廷上出現了一位正直敢言、聲名顯赫、被后人稱為明末朝廷股肱重臣的人，他就是樂陵張氏家族的八世傳人——張潑。

名揚曲周

    張潑 （1583-1638），又名張自悟，字見心，一字橫江，一字孝泉，號念山，別號悔庵，山東樂陵東關人。張潑小時候聰明穎悟， 17歲進入縣學， 23歲考中舉人， 24歲中進士，被授予直隸曲周縣知縣。史籍記載張潑的長相為： “體貌清癯，廣顙疏眉，秀目大耳，鼻梁隆起，高顴微鬚，口內斂，頜前拱”。
    張潑在任曲周知縣的時候，正是血氣方剛的年齡，但他老成干練， “淡泊明志”， “微糧令民”， “吏事多有興革”，進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在征糧時，讓百姓當堂投柜，不取加耗；他精練吏事，多所裁剪興革；并修繕城池和文廟，重視文化建設。此外，他還做過一件雖屬迷信但在當時是很得民心的事，就是在曲周縣城修建 “火神廟”。
    之前，曲周縣多次發生火災 ，即 “邑屢有火輪之異” ，當時的說法是因為曲周沒有火神廟的緣故，因此張潑順應民意在曲周縣城北門外創建了火神廟， “建火祠而患息”， “曲（周）人感之”，曲周的百姓非常感恩。曲周縣的火神廟的規模很大，后在解放后的政治運動中被毀。 《曲周縣志》評論張潑的政績說 “兩遣無鍰，三征無羨”，清正廉潔，非常正派。又說 “任六年弊去利興，奸屏盜息”，呈現歌舞升平的繁榮景象。后因官職升遷，張潑離開曲周縣。萬歷 十 二 年（1584）他考授浙江道御史，之后擔任山西巡按掌河南道、太仆寺少卿、河南巡撫等職務。
    張潑在任曲周縣令20年后，官職已經升到山西巡按，但曲周的百姓對他仍然感恩。他在去山西赴任途中路過曲周， “攀轅泣者五十里不絕聲”，并得知曲周百姓還在縣城東關為他建了生祠，稱之為 “張公祠”。由此可見張潑的惠政是如此深入人心，足可讓世人感動不已。 《廣平府志》和 《曲周縣志》均將其作為名宦記載了他的事跡， 《廣平府志》還收有張潑撰寫的 《創建曲周火神廟記》一文。

犯顏直諫

    張潑知曲周兩任，萬歷四十二年 （1614）授浙江道監察御史，奉旨巡按山西鹽政；任滿，改調河南道監察御史；泰昌元年（1620）轉任光祿寺丞，后升太仆寺少卿。從泰昌元年 （1620）起，浙黨領袖方從哲獨任內閣首輔7年，輔弼無術，邊帥部差貪玩自恣，軍民均受其害，朝中黨勢鴟張，株連禍結，京城內奸宄叢集。要改變這種現狀是非常難的。張潑雖然擔任御史的時間較短，但他還是毅然將糾正朝廷風氣為己任。他曾上 “犒賞邊將、罷榷稅中官”等奏章，但言官中的守舊派認為張潑的奏章不宜讓皇上知道，只是作為檔案存起來就可以了。張潑辯論道， “所上奏疏皆是朝臣多年的愿望，只留作檔案存起來的話，怎能是出自我們言官呢”？
    當時朝廷正在忙著推薦內閣成員，張潑隨即上疏， “閣臣宜內外兼用，以破從前成格。能選進內閣者，必須德才兼備之士”。自從王圖、李三才等大臣因朋黨之爭被逐，朝臣之間勢不兩立，形勢愈發劍拔弩張。張潑又上疏云： “以天下國家之心，待天下國家之人，誠國事有濟，何必是不在人茍千慮一失？何必非不在我，惓惓以元祐蘇黨侵鄰為戎，又鑒邊事毀敗之由？”他敏銳地察覺出朝廷上的朋黨之爭，并用宋代元祐故事比喻時下朝廷亂象，反映出他對朝臣中黨派之爭的深惡痛絕。他上疏， “核軍實，禁侵漁，力剔債帥積弊”，意在于糾正軍隊中長期存在的不正之風。后戶部僉事上報說，為皇家辦料的商人告困，請援工部豫支例。當時京城內無賴成群，把棍白討保護費，甚至拿巡城衛兵的牌子招搖過市。張潑聞悉后上疏，請改巡城為中差，即把巡城的職責由東廠來辦，達到以毒攻毒的效果。他的建議，多數被當政者采納。

參與移宮

    萬歷四十八年 （1620） 7月21日，明初在位時間最長的神宗皇帝駕崩，年已39歲的皇長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即皇帝位，是為明光宗。就在九月初一，在位剛滿一個月的光宗皇帝涉嫌紅丸所害駕崩。由于光宗帝的皇長子年齡很小，李選侍僭擬母后，開始管制其起居。身為河南道監察御史的張潑與兵科給事中楊漣等，堅持皇長子不可與李選侍同宮，以覲見皇長子的名義，將皇長子簇擁出乾清宮，領到文華殿行君臣禮，即后來的熹宗皇帝。
    皇長子將以初六日即皇帝位，李選侍還賴在乾清宮不走，覬覦由她垂簾聽政。身為浙江道監察御史的左光斗發出讓李選侍移宮呼吁，李選侍將加罪。張潑與素有霹靂火神之稱的東林黨人惠世揚議，一定要給楊漣鼓勁，使其呵責選侍黨李進忠 （即魏忠賢）。張潑與惠世揚趕往東宮門，遇楊漣曰： “選侍欲垂簾，處（左）光斗，汝何得晏然”？楊漣說： “哪有李進忠 （即魏忠賢），他已經趁著夜色逃走了”。內閣首輔方從哲依違不決，張潑抨擊說： “移宮決在初五，以選侍避至尊姑，待初九以至尊避。選侍大事糊涂，若此托孤，事業可知”，他表示 “決不允許讓有野心的女人亂政”。
    不久，泰昌改元議起。張潑提議： “天啟元年 （1621）之詔已頒，不得已以萬歷四十八年 （ 1620）八月為泰昌元年”，恰與左光斗的意見一致，國是遂定。天啟元年 （1621）張潑巡按山西鹽政、商人、鹽法。過去，山西鹽政中積弊很深，稅收一項征調過濫，已經對鹽商預征了10年的稅收。鹽商無力交稅，有的甚至被拷打致死。但是巨大的軍費開支又等米下鍋，官吏不得不讓富戶暫時支墊。張潑上任后，對上力陳其危害，并果斷予以停止追繳。由于他的運籌與調度，幾年的時間里不僅補清欠額，還結余白銀 1800余兩，糴谷3700余石用于備荒。天啟四年（ 1624） ，張潑掌河南道，陳“端本三議”：一，撫按不許濫交際；二，部屬不得輕遣差；三，貢途不得用有司。
    當時，宦官魏忠賢專政，仁義賢良之士多遭傾陷。張潑曾上疏說：史永安和梁之棟的考察結論還不明確，而王紀、鄒元標、鐘羽正、盛以宏、孫慎行、余懋衡、張問達、曹于汴等都已辭官歸里，這不明顯是掏空朝廷的人才墻角嗎？這道奏疏惹得魏忠賢大怒。閹黨五虎之首的崔呈秀在進呈魏忠賢的 《同志錄》中，將張潑列為東林黨的寺衙之首。

跌宕人生

    天啟五年 （1625），魏忠賢的干兒子梁夢環指認袁華中為東林黨骨干，袁華中被削籍奪誥贈。閹黨又逮捕惠世揚，并迫使惠世揚供出張潑，但惠世揚至死不肯交代，張潑幸免于難。魏忠賢一伙仍于他們編撰的 《三朝要典》中，誣蔑張潑 “無人臣禮”。魏忠賢之所以要將東林黨人斬盡殺絕，就是要為李選侍報當初的移宮之仇。在魏忠賢及其仆從迫害下，張潑、袁華中、惠世揚、楊漣、左光斗等一大批東林黨人先后被削籍奪誥。
    崇禎皇帝登基當年 （1628），賜張潑官復原職，出任光祿寺丞，并讓他用文字記錄下 “去國始末”和 “時政緊要”。此間，張潑又疏請 “禁司餉刻剝，邊軍以杜鼓噪，開添註二十余缺，以恤逆珰摧折諸臣”。之后，張潑再次晉升光祿寺正卿，管少卿事。他彈劾東路養馬官員，提出馬政與吏治兼采的主張。崇禎二年 （1629），晉升右副都御使，巡撫河南，提督軍務。后召對平臺，崇禎皇帝稱贊張潑對朝廷忠心可嘉。但張潑未能到河南任職，就感覺身體不適，提出歸里養疾的申請。
    張潑自幼力學，事母孝，舉動不忘父志，任官憂國愛民，秉持正議。初，關稅由戶部派到邊關的官員保存，戶部高官以路遠情況不明相托辭，而地方上的巡撫因不是自己管轄的部門為由而置之不問，故關稅問題上容易出現貪污弊端。張潑幾次疏請 “改司道署，撫按察核與內外兼用”。他的上疏皆格于一時，而行于后。他前后幾次，向朝廷推薦南居益、陳伯友、都任、武起潛、唐紹堯、文翔鳳等數十人。
    家鄉人得到他的恩惠也很多。德州管倉主事閻煖，濫用權力，將倉事搞得一塌糊涂，張潑通過彈劾使其罷官。他曾針對山東的鹽政和倉儲中的弊端多次上書，使整個山東一省的百姓皆得到許多實惠。張潑居家而和易灑脫，不以爵位震閭里。樂陵一邑百年來誦鄉先生之德者，必曰張潑。他臨終前曾給子孫留言： “我未釋父志，未除魏閹，抱恨終身，勿得援例入鄉賢祠”。 《樂陵縣志》評價他說： “居鄉有義，立廟有節，辦泰昌年號，以定紛爭，垂政本偕大道，忤逆黨以致削奪，允宜名垂青史者也。”
    張潑有許多著名的廷論與奏疏，如《諸臣當和衷疏》《論相內外兼用疏》《沖齡保護疏》《分別錄用疏》《詳述去國始末疏》等，都關乎國家大計，充分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和遠見卓識。他有3部著述存世：《庚申紀事》1卷、《臆諫草》3卷、《竭力草》1卷。□本報特約撰稿人 張明福 王常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