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覽中國書畫史,女子書畫家可謂鳳毛麟角。民國篆刻大家劉淑度先生,則是中華女性在篆刻領域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走上篆刻路
劉淑度 (1899-1985),名師儀,又名儀,字為淑度,祖籍德州市德城區天衢工業園北廠村,出生于河北省正定縣,幼年隨父移居北京。少年時代的劉淑度酷愛文學,喜歡攝影與書畫篆刻,因能書寫一尺多大的榜書而聞名京城。 1918—1924年,劉淑度先后就讀于保定高級小學、上海神州女子中學。 1925年進了北平女子師范大學國文系。
1930年女師大畢業后,劉淑度曾先后在女師大附中、河北省遵化五中各工作了一個學期,后給著名文史專家鄭振鐸當助手,參與編纂了 《插圖本中國文學史》 《世界文庫》《李長吉詩集》 《岑參詩集》;標點了 《二十四史儒林和文苑傳》。 1935年秋,應中國古史學家顧頡剛之邀,到史學研究會歷史組管理乙部圖書。
抗日戰爭中,劉淑度離開北平到南京圖書館,初任編目工作,后為庋藏部主任。上世紀40年代中,應南京金陵大學附中之聘,任南京第二女子中學國文教師。新中國成立后,調至金陵大學附中。 1958年在南京第十中學退休。因北京的家中藏書較富,可以披覽自遣,臨池奏刀,頤樂天年,故退休后回京定居。
劉淑度之所以走上篆刻之路,源自她對篆刻藝術的深刻認識。她認為篆刻是一門重要的藝術門類,是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重要載體形式,也是值得為之奮斗一生并為之獻身的事業。她少女時代,曾用橡皮刻過圖章。祖父見了不但沒有制止,反而給了她幾塊治印的石頭。后來拜名師學藝,不僅技藝飛快提高,而對篆刻更加癡迷與鐘情。她把一生都獻給了篆刻,終生未嫁。她從十幾歲刻到80歲,斷斷續續從未封刀。她一生究竟刻過多少方印章,她自己也沒有做過準確統計。按1931年齊白石為她刻制 “千石印堂”算,那時的劉淑度才32歲。后來有人粗略估計過,得出的結論是:劉淑度治印60年,成印3000方。
劉淑度不僅才華橫溢,而且品格高潔。她不僅是我國現代女子篆刻的先驅,也是當代大家。她處事低調,淡泊名利;凡有求索,皆勉力赴之;從不向別人炫耀自己是白石弟子。上世紀60年代中,她孤身一人寓居朋友家中,致力于齊白石篆刻藝術的研究和發揚。 “十年浩劫”時,老人家藏的精刻印章、丹青名作、善本古籍、稀有印章等,被 “造反派”掠走6800多件,后在落實政策時只找回少部分。她在慨嘆之余,從僅存的500方印中選出100方,并親自撰寫說明文字,于1984年由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淑度百印集》。北京圖書館金石組很重視劉淑度平生成就,幫其整理了僅存的部分印章,名為 《劉淑度刻石殘存集》。著名書法家啟功為印集題簽,著名文學家謝冰心為印集作序。她流傳于世的作品還有《劉淑度金陵治印集》。 1985年,已患重病的劉淑度,委托友人將珍藏多年的齊白石為其治印、齊老印譜及自刻印,和收藏的齊白石、李苦禪畫作等,分別捐獻給北京圖書館、中國美術館。
劉淑度桑梓情深,曾精心操刀刻治了一方 “家在德水之陽”的朱紋印章,表示對故鄉德州的懷念。臨終前,她將平生所得稿費、獎金1.28萬元,委托中國婦女兒童福利基金會捐獻給德州市,作為婦女兒童福利事業費用,表達了她對故鄉德州的一片心意。
拜師齊白石
劉淑度習印始于10多歲,曾先后拜師于董魯安、章安溪、賀孔才等先生,喜為橫平豎直之體,用刀沖切隨心,大有巾幗不讓須眉之概,風格近似大師齊白石。后經著名畫家李苦禪介紹,于1927年拜在白石先生門下。每星期天均在李苦禪的陪同下,到跨車胡同的齊宅敬聆師教,呈閱習作。
齊白石對這個女弟子要求很高,除了要她學習秦漢璽印及趙之謙、黃杜甫等名家印外,還對她說: “你現在做我的學生,當然要跟我學,但你不要光學齊白石,而把齊白石學死。”白石老人要求劉淑度 “博采眾長”, “不能死守一家”。
劉淑度勤習數年,也由于齊白石老人細心指導與幫助,知道了治印中許多道理,全面掌握了各種治印技法。她經過十幾年的潛心鉆研,臨摹了許多漢印,篆刻技藝達到爐火純青。她的篆刻,繼承了齊白石“寫意篆刻”的風格,章法變化有致,密不透風,疏可走馬;用刀奇肆剛猛,橫沖斜插,痛快淋漓。
1929年秋,齊白石有 “篆法似白石、所刻似漢人作”的評語, “吾弟數年來技藝大進,與吾亂真”。她的刻石與白石大師所刻放在一起,大師也難分辨。齊白石看了她刻的 “冰心”一印,贊許道: “叫別人看,誰都會相信出自白石老手。”
1930年,劉淑度自北平女師大畢業,齊白石親自為她制定了潤例,顧頡剛、黎錦熙、郭紹虞、朱自清、許地山等學者名流聯合在推薦劉淑度治印的 《告白》上簽名,鼓勵她在榮寶齋掛單治印。但她不愿用篆刻換錢,只把它當作工作之余的消遣,為人精心刻印,仍舊不收潤酬。
劉淑度追隨齊白石15年,得其真傳并發揮創造性,終于成為白石弟子中的佼佼者,成為聞名遐邇的篆刻大家。
為魯迅治印
隨著劉淑度治印名氣的傳播,舊京作家如魯迅、冰心、臺靜農、鄭振鐸等均慕其鐵筆,求為鐃印。其中,為魯迅先生治印的故事頗為有趣。
1932年,劉淑度因父親病故,辦完喪事后,在家賦閑。她的老同學、鄭振鐸的夫人高君箴來找她,邀請劉淑度協助鄭振鐸編寫 《中國文學史》《繪畫史》等書稿。鄭振鐸在與魯迅先生合作編排 《北平箋譜》時,劉淑度也為 《北平箋譜》的編輯幫助找資料,聯系印刷等雜事。由于鄭振鐸家經常有文化界名流等人來訪,所以,劉淑度不僅跟這些人也成了熟人,有時還為他們刻制名章。
1932的一天,鄭振鐸對劉淑度說: “魯迅先生希望你能給他刻個圖章。”劉淑度說:“我在北平女子師范大學讀書時,魯迅先生正在女師大任教,他雖然不教我們,但我經常去聽他的課。他是我的老師,我一定刻好。”劉淑度精心挑選了兩方白壽山石,一方刻成了白文 “魯迅”,另一方刻成朱文“旅隼”。刻完后還特意拿給她老師齊白石看看。齊白石在她刻的 “魯迅” 2字上批道: “迅字佳,魯字未甚安穩”。 “旅隼”一方上批道: “隼字佳,旅字宜按金文中常有的篆法書寫”。后來,劉淑度又將這兩方印章請賀孔才先生看,賀先生的意見基本與齊白石老人的意見相同。
劉淑度聽取后,準備將這兩方印章的印文磨去重刻。但這時鄭振鐸先生找到劉淑度要章。因為鄭振鐸要去上海 (當時魯迅在上海)順便給魯迅帶去。劉淑度說: “這兩方章都拿給老師看了,老師給找出了兩處不足,我準備磨去重刻。”鄭振鐸對劉淑度說: “我看很好,不用重刻了”, 不等劉淑度刻上邊款,他就將印章拿走了。
魯迅先生看到兩方清雅平正、古樸俊秀的印章,非常滿意,其后經常使用。一次他為朋友書寫條幅,同時鈐上了這兩方印章。一幅作品鈐2印,這在魯迅的存世書作中是極為少見的。他為自己的雜文集《淮風月談》設計封面時,還特意將 “旅隼”印章鈐在上面,使之成為封面的重要組成部分。因劉淑度沒來得及刻邊款,魯迅在日記中也僅記載了為他治印的是 “劉小姐”,這兩方印章的來歷也就逐漸成為謎團。
直到上世紀70年代,魯迅博物館派人帶著兩顆白壽山石的名章來劉淑度家了解情況,并當場對證了她的印譜。證實無誤后,魯迅博物館才弄清當年的 “劉小姐”就是劉淑度。
□本報特約撰稿人 張明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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