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慧慧
　　唯一為他做過的事是倒了兩杯水。如果這也算的話。
　　第一次見他似乎是在2011年。那天下午，弟弟容錚打電話說，詩人梁小斌老師來德州了，艷國老師叫他過去。我說，就是那位寫《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的梁小斌么？我也想去，行不行？弟弟說他問問。一會兒弟弟回電話說行，讓我打印兩篇文章帶上。
　　高老師的夫人也過來了。高老師對夫人指著我跟弟弟說：“姐弟倆，都很有才華，打工，寫文章，不容易。”嫂子笑著點點頭。
　　那時候我剛開始發表文章，弟弟的第一本書《青春》剛印出來。高老師在他外甥、我同事小蘇那里看到了弟弟的書，開始關注他。此后，他“不分場合”地提起、推介我們姐弟倆。那一期的《青年文學》“文學地理·德州”欄目，我和弟弟跟德州的作家們一起亮相。那一期的《第三岸》，我跟弟弟在“雙桅船”欄目被重點推出。
　　不求回報地幫助人，已經成為他的習慣，耗費心力的習慣。在我，和像我一樣的底層寫作者，是命運的轉折。
　　第二次是2012年在太原，他看著我新發表的文章，說：“這兩年你進步很大。”我跟他開玩笑：“真的嗎？我可當真了啊。”我一直自卑，老是對自己的文章不滿意，尤其跟弟弟比，覺著自己寫的什么都不是。
　　第三次見面時，我在山西《名家名作》雜志社任職。當初創刊，需邀請文學顧問。我給高老師打電話，請他幫忙。他邀請了包括張煒、蕭立軍等在內的幾位重量級顧問。高老師知道我們剛創刊，約稿壓力大，給我們出主意，直接去魯迅文學院約稿，他是魯迅文學院第24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的班長，可以組織。那一回，我們聘請了多位“特約作家”，現場為大家頒發了聘書。高老師也被我們聘為編委。
　　第四次見面，是2016年從山西回到濟南，去《山東文學》編輯部看他。回山東以前，弟弟說過高老師病了，做了手術，瘦得厲害。我對“厲害”的程度有了一個預期，見面還是愣了。
　　他講笑話給我們聽。說采風活動上，有位作家一邊握著他的手，一邊四下里張望：咦？艷國沒來么？我笑一下，迅速低下頭，面前的報紙字跡模糊起來。
　　他拿著電水壺，放在進門左側的插座上燒水。電水壺是常見的1.2升的，我看見他的手在抖。水開了，我端起來，走到辦公桌前。他指著一個搪瓷缸說，倒這里邊吧，你自己涮個杯子。我說我不渴。倒了多半缸子，他從包里拿出一袋中藥，燙在里邊。
　　辦公室進進出出的都是人，有稿費需要簽字，有稿件需要終審……我坐在沙發上，看他一件一件處理。間或說兩句話。來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結果。
　　最后三次見他都是在文學活動中。其中第六次，是前年10月，在一次活動中。作為組織者的他坐在靠近后門的地方，中途休息時，他叫我：慧慧，給我倒杯水吧。我倒一杯端給他，他把水倒在面前的大杯子里，把袋裝中藥燙進去。
　　我爸有高老師的微信。有一天他說：怎么高老師老長時間不發朋友圈了？我趕緊翻看，有半月了。問弟弟，弟弟說情況不好。
　　5月30日，他魯院的同學在微信上問我知不知道近況，我說我問問弟弟。一邊走出辦公室。電話接通，我還沒說話，那頭傳來哭聲。長大以后我還沒見弟弟哭過。弟弟說高老師情況很不好。我們決定第二天去看他。
　　早晨五點往德州趕，剛過了禹城，收到消息，他凌晨四點鐘去世了。
　　弟弟說：“要堅強。高老師不在了，更需要我們把他沒做完的事繼續做下去。首先是自己加倍努力，寫出好東西，再就是多幫助有希望的年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