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福國
1936年續修的《陵縣續志》的上限起于光緒元年（1875），下限訖于1936年。其中第四卷《官師傳》共收錄“官師”人物7位。這7位都是60年間在陵縣為官有政績的人物，其中之一就是戴杰。
一
戴杰，字樹人，江蘇省丹徒縣（今江蘇省鎮江市丹徒區）人。戴杰“由監生報捐以知縣候補”，于清同治九年（1870）六月至光緒元年（1875），任陵縣知縣。在任期間，戴杰“精于吏治，措置有方”。他治陵近六年，“施政有序達政體也，而勤勞耐苦，孜孜不已”，深得陵縣百姓欽敬。他離任之時，“惡役均有喜色，百姓多有泣下者”。
戴杰初到任時，縣內有四大寇賊借兵燹孳生成危害百姓的惡勢力。戴杰親率保甲秘密行動，將他們逮捕依法懲處，穩定了當時的社會秩序。
當時清政府每年向百姓征收漕米稅賦，由于貪官污吏上下勾結搜刮民膏，壓榨百姓，更加重了百姓負擔，歷任縣令對此大多置若罔聞，百姓苦不堪言又無處申訴。戴杰了解情況后制定規程，嚴肅征收紀律，對侵害百姓的蠹吏惡役嚴懲不貸，對惡霸刁民絕不手軟，很快漕稅征斂過程中的種種弊端得到遏制，百姓負擔大為減輕。因此，不僅理順了漕稅征繳工作，清欠工作也迅速走到全省前列。
戴杰到陵縣上任不到一年，見“民生既遂”，緊接著就著手振興百業。當時因連年戰亂，教化廢弛，戴杰認為“靖地方莫重于培人才，培人才莫亟于修學校，而書院者尤為學校人才之先務”，到任的第二年就著手增修三泉書院。他“厘定規條，選擇司事，延聘山長，捐廉嘉獎生童，追繳租戶欠項”。用籌集的資金花了兩年時間把三泉書院整修一新，增建了考棚，添置了桌凳，擴大了書院規模。接著，他又清丈書院田地，清繳租戶欠租，為書院正常運轉提供保障。與此同時，戴杰為弘揚顏真卿的“忠義”精神，還將與書院一墻之隔年久失修的顏魯公祠修葺一新。
學宮即是官辦學校也是祭祀孔子的地方。戴杰深知重教尊儒的重要性，到任后即到學宮視察。他發現陵縣學宮內大成殿墻皮剝落，兩廡墻體傾圮，荒草漫徑，遂生修繕之念。戴杰擇機召集本縣紳士名流，自己捐俸為倡，募集資金，到同治十年（1871）歲末，募得3050兩銀子。翌年開春開工重修，歷時7個月，“宮墻以內，廢者興之，墜者舉之，百堵皆作，輪奐一新，復增建文筆峰，重新魁星閣”。
賓興是清代地方社會捐資襄助士子參加科舉考試的公益組織及專項經費。當時多數州縣都有賓興，唯獨陵縣沒有。戴杰看到陵縣近些年參加鄉試會試的人數寥寥，認為其中原因之一是陵縣經濟落后，貧寒士子無力承擔考試資費。為鼓勵陵縣士子參加科舉考試，戴杰著手籌措賓興經費。他帶頭捐出廉銀100兩，又鼓勵本縣士紳踴躍捐贈，捐得456兩銀子，他又續捐銀兩，湊足合制錢一千串，于光緒元年四月初一發商生息，作為賓興經費。
戴杰在陵縣任縣令近六年里，還于同治十一年七月重建火神廟，于同治十二年春重修鴉虎寨義學，于同治十二年七月開工重修城隍廟，于同治十三年，創建趙王寺義學，重建普濟堂，增補縣志等，可謂政績卓著，不再詳述。
二
戴杰在陵縣任上不僅善于治理，而且善于把治理經驗記錄下來，整理成書冊刊行——這一點是筆者無意中發現的。《陵縣續志》里戴杰的傳記只概述了他的政績，沒提到過他有著作傳世。在網上搜戴杰詞條時，卻有著作《敬簡堂學治雜錄》隨之出現，于是筆者認真瀏覽了相關內容。
《敬簡堂學治雜錄》約42000字，分為4卷。以那時的刊印技術看，也是一本不薄的書了。這本書收錄的內容，從文體形式上看，屬于公文，包括論、說、記、序、跋、稟、示、規約、章程等。從文章內容上看，則是戴杰治陵期間，處理政務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尤其是社會治安、經濟建設、民生教育等的做法和規劃。
書名中“學治”無疑是謙虛之言，就是學習治理之意，其實可以看作治理經驗。“敬簡堂”三字則頗有來歷。戴杰在自序中說他很佩服《論語·雍也》中冉子的話“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認為治理百姓最切合實際的做法就蘊含在這句話中。乾隆五十四年（1789）到陵縣任縣令的汪本莊恰好在縣署大堂匾額上題有“敬簡”二字，戴杰認為這位80多年前的前任竟跟自己想到一塊兒去了，心有戚戚，也就順理成章把自己理政施令的大堂叫作“敬簡堂”了。
敬，做事嚴肅認真，不茍且；簡，以簡約的辦法處理繁復的事務。戴杰在任六年一直秉持這個原則，行所當行，措置得法。
戴杰本來無意印行《敬簡堂學治錄》，他從陵縣離任后到濟南府候任新職。這期間因為他治陵成效卓著，“凡宰是邑與夫出宰之講求吏治者，往往過余，問向所以治陵之政”。那些做縣令和做外放地方官追求善政的人，常常去找戴杰請教以前治陵的方法。戴杰被問得無暇以對，只好拿出《敬簡堂學治雜錄》敷衍塞責。沒想到人們看了之后，紛紛稱贊，廣泛傳閱。
三
戴杰在陵縣任上時，從沒想到過把這些“公牘”刊印出來。就是現在的《敬簡堂學治雜錄》輯錄成書，也是有些偶然。當初戴杰在陵縣任上，一個叫顧懷壬（號象三，江蘇江都人，戴杰的同鄉）的舉人在縣署幫忙時，“嘗取公牘私議，擇而錄之，積久成秩”，后來又重抄錄一遍就成了《敬簡堂學治雜錄》，可謂無心插柳柳成蔭了。戴杰順應那些問“向所以治陵之政”者的要求，也就刊印了。
令人稱奇的是，《敬簡堂學治雜錄》的序和跋超乎尋常多。筆者梳理一下，算上自序共有6篇序文，跋更是有11篇之多。這些序跋作于不同年份（其中兩篇未署日期），其中最早的作于光緒七年（1881），最晚的作于光緒十六年（1890）。可以推斷出，《敬簡堂學治雜錄》大概最早刊印于光緒七年（1881），即戴杰離開陵縣的第六年，最后一次刊印于光緒十六年（1890）。在長達10年里，不同年份的跋不斷加進去，可以想見這本書不知刊印了多少次，也可見人們對這本書的喜歡程度。